《礼记·坊记》连续四篇与子思、《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

《礼记·坊记》与《中庸》《表记》《缁衣》次序相承,体例相近,刘向之《别录》将其归属"通论"类。《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语,指称汉初由于典章简略,故诸儒摭拾遗简与礼事相关者加以编帙,其中,《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揆诸《坊记》等四篇所论之宗旨,乃申论礼之大本及其致用之道,而《坊记》与《大戴礼记·礼察》之内容也有重出之现象,故而《礼记·坊记》等连续四篇与子思以及《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如何,值得一探究竟。由于唐代编纂"五经正义"之时,《礼记》已名列其中,相关研究资料保存最多,因而讨论遂以《礼记》资料为本,再整合子思以及《大戴礼记》有关礼治思想之内容,试图勾勒彼此之思想联系状况。

儒家礼治思想的理论依据——《礼记·坊记》引《诗》考论

《礼记》作为一部礼学文献汇编,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引《诗》例证。通过对《礼记.坊记》一文的引《诗》研究,可以看出《诗》的功能的扩展,它由政教工具、交际工具而演变为儒家阐发、论证其礼治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也证明了《诗》的丰富意蕴是由其文本自身特征和读者的接受、解释过程共同造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解释者不断"重铸"所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