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坊记》连续四篇与子思、《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

《礼记·坊记》与《中庸》《表记》《缁衣》次序相承,体例相近,刘向之《别录》将其归属"通论"类。《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语,指称汉初由于典章简略,故诸儒摭拾遗简与礼事相关者加以编帙,其中,《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揆诸《坊记》等四篇所论之宗旨,乃申论礼之大本及其致用之道,而《坊记》与《大戴礼记·礼察》之内容也有重出之现象,故而《礼记·坊记》等连续四篇与子思以及《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如何,值得一探究竟。由于唐代编纂"五经正义"之时,《礼记》已名列其中,相关研究资料保存最多,因而讨论遂以《礼记》资料为本,再整合子思以及《大戴礼记》有关礼治思想之内容,试图勾勒彼此之思想联系状况。

《禮記·經解》通論類連續四篇中之儒學思想發展——結合戰國簡文與《荀子》之討論

《禮記·經解》起連續八篇在劉向之《别録》中被歸屬於"通論"類,可分爲前後四篇,前半乃以記録孔子自述禮治思想之《經解》爲首,而接續孔子與哀公、孔子與高門弟子談論禮治之道的紀録;後半則與子思關係密切,已另文討論,本文專門討論《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相關問題,得出此四篇與子夏、子張學派最爲密切。本文主要借重曹元弼、沈文倬師徒以學、政、禮三類區分《禮記》各篇之研究觀點與推測代表先秦儒者作品之成篇時間的研究成果,更加入大量出土的戰國簡文與相關傳世文獻進行對照,更參照代表戰國晚期思想之《荀子》内容,嘗試勾勒戰國時期孔子禮學或儒學發展之情形,並推測戴聖選輯《禮記》中《經解》一系列之儒者作品之可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