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之间:任启运研礼倾向的演变——以《礼记章句》《经筵讲义》《礼记义疏》之《王制》《月令》为例

任启运《礼记章句》《经筵讲义》及《礼记义疏》的问世,伴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与研礼倾向的转移。康乾之际,任启运从乡塾学者到帝廷之师,再至礼学总裁,逐步被纳入清廷政统与道统的中心。三书不仅彰显了任启运在各阶段的身份认同,同时揭橥了任氏释礼重心由考据向义理的转向,以及经世意识的增强和文化认同感的提升。稽考三书阐释《王制》《月令》相关内容的异同,可管窥任启运礼学研究的核心精神与发展脉络。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