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导向的法律解释及其控制

以价值评价的正当化为核心任务的法教义学,在法律解释问题上已经走出了客观主义的理论陷阱。在结果导向的立场下,法律解释的过程不再是探究真实立法意图或客观文本含义的过程,而是根据法律功能来寻求妥当解释方案的过程。基于弱后果主义的理论立场,后果考量限定于法意模糊、规范冲突等实践场景中,并受到目的论思维的严格约束。为了防范后果考量可能带来的越法裁判风险,应立足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明确结果导向法律解释的操作规则。

论作为说理方式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给予和索取理由的规范实践。法律话语的意义是由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推论角色决定的。因此,法律解释不应当仅仅被当作探求法律意义的启发式方法,更应当被看作为司法判决提供证成的说理方式。文义、历史、体系、客观目的、主观意图等要素,与其将它们看作解释方法,不如看作支持或反对解释决定之正确性的解释理由。法律条文往往有多个意义选项,解释者需要选出其中的正确选项,将其作为适用于当前案件的个案规范。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围绕解释决定的正确性,而对不同解释理由进行衡量的理性论证过程。

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争议问题与法律解释

就新《体育法》第92条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规定,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存在限缩解释论和扩张解释论的分歧,争议焦点即是否将体育商事合同纠纷和体育领域工作合同纠纷纳入体育仲裁受理范围。体育自治规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意味着体育法律关系的纠纷解决需依赖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是解释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方法论基点。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和体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而言,体育仲裁受理范围包括体育商事合同纠纷,体育领域工作合同纠纷也未被明确排除出体育仲裁机构的管辖。从历史解释出发,体育仲裁受理范围的确定需要与国际经验接轨,保持开放空间。将体育商事合同纠纷和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纳入体育仲裁受理范围,内含于新《体育法》第92条的文义,有助于避免与新《体育法》第96条可能存在的体系冲突,符合新《体育法》及其“体育仲裁”章的立法目的。

环境行政中法律解释的功能主义趋向:以政策支持为核心

环境利益复杂性伴随的利益认知难题与环境利益关联性伴随的价值选择难题,使得环境行政的法律解释凸显功能主义趋向。功能主义趋向并不意味着规范主义不受重视,而是需要摆脱单方面的文本思维或工具思维,将实践情景中的利益指向与价值选择通过功能化转译,形成有所区别的解释尺度,并过渡到对行政行为要件的理解中。这无法局限于环境法律的内部探讨,需要在文义解释与历史解释设定合法性基础、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提供嵌入通道的基础上,依托具有强关联性的环境政策,通过信息补充与结果评价的路径合理引导法律解释过程。

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效果及债权的实现路径——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46条为中心

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胜诉后,只有债务人的财产实际恢复,才能实现债的保全效果;同时,也只有撤销权诉讼的胜诉成果能够最终转化为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才能激励债权人积极行使撤销权。如此才能使民法典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46条从执行程序的角度给出了解决路径:首先,明确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为“撤销加返还”—债权人可以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相对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其次,在符合管辖规定的前提下,债权人可以请求受理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一并审理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实现一次性解决纠纷。最后,债权人可以基于其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依据、撤销权诉讼的胜诉生效裁判形成的连环给付关系,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自己的债权。

社会变迁中的法律发展:探索马克思的思想轨迹

在不同的时期,马克思对社会变迁中的法律发展有着不同的理解。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 《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法律发展观相应经历了从雏形到诞生到确立 再到成熟的过程,表明马克思法律发展观念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自我超越的科学特质。

社会变迁与中国法律文化变迁

社会变迁制约着法律文化的变迁。从"义务为本"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从注重公权到保护私权,是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借鉴西法文化、弘扬中法文化传统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融通古今"、"会通中西"应是建构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不二选择。

《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一书评介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随着商品、资本的不断扩张，现代化问题已陆续成为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被动或主动地直面着西方文明的冲击。在这个具有悠久而沉痼的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现代化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流；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为...

论文义解释缘何是法律解释的核心方法

法律解释方法众多,但对于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解释方法却始终存在争论。出现这种争论有其理论与现实上的原因。给众解释方法之间划分一个位阶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但由于解释方法自身的实践总结特性使其难以排出一个位阶。如果位阶存在,文义解释作为解释方法核心适用方法的地位应当是确定的与不容动摇的。即便是在无法确定位阶的时候,文义解释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论西方社会变迁中法律传统的转变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期发展到当代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社会变迁,相应地西方法律传统也有三次重大的转变。法律传统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其中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西方社会发展而言,它的主线是商品经济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两次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最终扬弃了束缚其发展的种种障碍而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即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法律传统经历了一个由以物为目的的发展到以人为目的的发展再发展到以社会为目的的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为在它之中形成的实在法提供存在的场景。

30年社会变迁对西北民族社会法律文化的影响

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整体而言出现了陌生化现象,但存在区域性差异。这种变化反映在法律文化领域,就是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在西北少族民族社会丰富的法律文化类型中,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是主导性法律文化类型,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呈现出时空差异时,集体性和宗教性则是其主要特征。

法律解释方法在民事裁判中的运用——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为例

“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审判实践中,法官需要通过解释法律将一般规则应用于具体个案,法律解释方法的正确选择与运用不仅是解释结果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前提,也是民事裁判达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保障。实践中仍存在因法律解释方法运用不当而导致裁判说理不充分、裁判结果不公正的现象。通过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进行分析,能够更直观地发现问题并予以针对性改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社会变迁与法律回应:我国民间借贷的立法完善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民间融资需求日趋旺盛,民间借贷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表现在借贷市场规模惊人、专业融资机构活跃以及生产经营借贷为主等方面。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民间借贷仍然恪守压制性制度策略,导致民间借贷向地下蔓延、异化发展、蓄积风险、爆发危机。法律应当对民间借贷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进行积极回应,具体包括对民间借贷采纳肯认、扶持的立法态度,扩大民间借贷的合法边界,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适用范围,并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法律制度。

《安全生产法》的“统一协调、管理”条款适用条件分析——以法律解释方法为视角

一、前言2024年6月,南通通州区应急管理执法人员对某服饰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未对整体承租其厂房的某服装辅料公司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执法人员认为出租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并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拟对出租方处以20700元的罚款处罚,笔者在法制审核中未通过审核。

论法律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以新中国计划生育法律为例

法律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法学，尤其是法社会学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的文章和著作已是汗牛充栋。社会生活对法律影响巨大，社会变迁能引起相应的法律变化，已经成为法学上的普遍共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法律对社会变迁能否产生影响，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法律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作用有多大，在这些问题上，各家众说纷纭。本文的讨论范围即在于此——单向度地考察法律之于社会变迁的影响。

法律变革与发展:社会变迁的催化剂

法律源于社会,法律与社会构成了特殊的矛盾统一体,使得法律的变革与发展对社会的变迁具有反作用,且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左右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社会变迁:法律变革与发展之源

法律源于社会,而社会因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制约之下永恒地变迁着,由此也导致了法律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地变革与发展,即法律变革与发展的重心在社会。同时,由于社会与法律构成了一对特殊的矛盾统一体,使得法律变革与发展又会反推社会变迁,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特质,才能使法律随着社会变迁而变革与发展。

解释性效果:媒介效果研究的新范式——评《媒介效果与社会变迁》

传播学大师拉斯韦尔将传播过程分为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由此形成了传播学研究历史上著名的“5w”模式。这一基本模式向人们揭示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要素，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同时，这一模式也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即控制研究、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在这五大领域中，效果研究尤其为研究者所重视，成为统领传播学研究的重镇。在以美国为首的实证学派研究中，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尤其重视，这一方面源于美国独特的选举政治，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媒介集团等对效果研究的重视。

社会变迁与美国法制现代化——简评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理论

社会不断变迁,法律欲使其保持自己的社会功用,就必须使自己与日益变化的文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在特定的国家或社群中,人们对法律的态度、理念、价值观以及法律信仰等诸多因素会构成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与这个国家或社群的历史、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他诸多著作当中展现给读者这样一幅景象:在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变迁中,政治、社会价值观和科技的发展是法律制度形成和运作的基础,而法律文化又是法律制度产生的源头。我们必须在这一特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