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的社会科学数据治理的内涵、特征与层次

[目的/意义]“十四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背景下,负责任的数据治理成为促进社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推进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亟须探索负责任的社会科学数据治理的基础理论。[方法/过程]运用主题分析法,探寻负责任的数据治理的概念要素及维度,按照国际标准ISO704:2009的概念关系,结合社会科学数据的特性,阐释负责任的社会科学数据治理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特征、层次与内容,旨在构建一个较为全面且系统的概念体系。[结果/结论]负责任的社会科学数据治理是多元主体在现有的数据治理环境之下,运用相应的治理机制和手段,将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的理念和原则融入社会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以确保所有涉及社会科学数据的流程和成果的责任性的过程,具有责任性、反思性、前瞻性、开放性和工具性特征,可划分为战略层、数据层和活动层。

通过扫黑除恶的社会治理——以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为视角

在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严重影响基层政权稳定的严峻形势下,党和国家决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过三年的全面、深入、系统推进,成效显著,赢得全面胜利。扫黑除恶是国家专门力量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但单纯通过刑事司法或综合治理均无法达到深入且快速的良好治理效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四个结合”为治理理念,构建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体系。其具体体现了司法治理与综合治理并重,且重点突出、有机衔接的共治路径及其立法思路。其中,司法治理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细化落实及关联治理机制的体系性完备,综合治理则突出群众路线下治本且治标的综合预防体系健全。通过不断完善的法治来推动常态化、高质效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保障扫黑除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有利于促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社会创新: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治理现代化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探讨社会创新在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由于人口新国情与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限度,中国人口治理的社会创新始终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治理的创新实践从工具主义导向的偶发性举措创新,到市场驱动下的政策形式创新,再到风险叠加背景下的工具理性创新,最终发展至人口国情下的实质性社会创新。通过构建一个涵盖“横向协调、纵向协同、长远规划”的三维模型,重新建立健全人口发展支撑和服务体系的理论解释框架。该框架的主旨内涵是国家治理的社会创新,要求从整体视角审视人口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促进国家战略转向为社会行动。即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在未来实践中,将进一步拓展为“发展性—社会包容”“普惠性—社会投资”“基础性—社会动员”“兜底性—社会保护”的治理现代化矩阵。

社会风险融入公司治理下的董事合规义务——困境、重释与平衡

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社会风险的概念需融入公司治理,并凭借公司内部的源头预防优势来应对风险现实化后的公共损害。但传统的公司法及公司目的是以股东利益为导向,董事对社会因素的考量面临多元目标冲突和履职技术受限等困境。故要将董事的监督义务重释为“构建公司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的强制性“合规义务”,以公共利益为管理导向,在受托于公司的前提下,与忠实、注意义务并列成为信义义务的子集。董事应在履职中采纳ESG方法,通过设置董事(会)级别的领导机关和“预防、侦察、调查与补救”的类型化流程,缓解风险多元化和技术化的挑战。而专业判断规则与责任区分规则,有助于平衡义务强化下的后端责任,避免董事对合规的过度反应产生的经营懈怠。

社会治理视域下应急物流架构设计与运行机制体系构筑

在新时代背景下,应急物流发展是一项战略性系统工程。该文以应急物流为视角,利用调查研究、文献综述、案例比较、理论分析以及多学科交叉法,按照“响应→执行→作业→停止”的路线展开,分析应急物流发展现状与问题,建立应急物流架构设计原则及思路,探索应急物流运行模式,创新应急物流架构设计。通过着眼于时代变迁下应急管理,从响应、执行、作业、停止四个层面破解应急物流“响执融合”“执作精进”与“作停有序”难题,突破应急物流管理瓶颈,从而推动应急物流运行机制建设,确保突发事件区域的经济秩序有序恢复和实现社会高效治理。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数字乡村韧性治理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的推进,数字化场景深度嵌入“三农”场域。按照社会系统论的解释,数字乡村建设其实是一个耦合乡村治理行动者与乡村环境的韧性治理系统。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是外在环境和行动系统内外双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其系统目标在于不仅要降低治理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增进乡村行动系统的稳定性,也要不断演进系统的适应性循环,从而提升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水平。目前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存在过程的路径依赖、数字意识建设迟滞等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场域行动者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匮乏、信息资源应用不足、感知偏离政策目标,数字乡村治理系统被置于高度复杂环境从而降低了乡村治理行动者行为选择的稳定性。提升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水平,需要从社会系统论的外在环境和内在行动者出发,以打破惯性藩篱、搭建乡村治理平台、引育数字人才、优化乡村资源配置、明晰乡村规范等政策工具为抓手,实现简化数字乡村建设系统外在环境的复杂性、控制行动者行为选择以维持行动系统稳定性的韧性目标。

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在街镇社区层面,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与一般性社会组织间扮演着枢纽桥梁角色,为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动力来源与创新载体。借助于上海市25个街镇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样本,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互动、社会关系链接、组织硬件基础和组织软件条件等组合下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组织硬件基础是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必要条件;(2)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具有资源赋能型、社会撬动型、复合推进型、内外协同型四种“殊途同归”的实现路径。本研究丰富了社会组织理论研究,研究结论可为地方因地制宜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高质量参与基层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TOE分析框架,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双重赋能角色的驱动、社会组织发展束缚破解的推动、国家方针政策引导的拉动,其在实践中主要面临数字阻力、主体约束和结构掣肘等三个层面的现实困境。因此,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环境建构与组织形态所形塑的复合情境,从环境、组织、技术多维度建构复合赋能模式。

媒体融合十年考:传播体系、社会治理与自主知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媒体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十年来我国各级主流媒体改革创新,开辟了中国媒体发展的特色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围绕内容建设这一根本,经历了从技术先手突破到管理创新一体,从现代传播体系到聚焦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过程。媒体融合十年的经验在于:在目标导向层面,通过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在过程导向层面,通过守正创新推动传播体系现代化;在功能导向层面,通过价值升级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导向层面,通过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阶段性总结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媒体融合的重点和趋势,为未来的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情感治理:社会工作发挥效能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价值,然而,关于社会工作发挥情感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和优化路径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社会工作通过积极的情感实践,激发个人情感、促进人际情感和凝聚群体情感,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凸显出了治理效能。在新时代,要把坚持党建引领作为重要方向,提升社会工作者专业水平,并增强服务国家意识,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从而切实回应社会需求,为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做出贡献。

从心理需要视角看社会心态治理

心理需要影响社会行为,是国家治理实践和社会心态治理必须尊重的客观存在。民众的心理需要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均体现为从解决心理问题到体验美好生活的连续体,一端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另一端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心理需要满足。社会心理服务是满足人民群众心理需要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心态治理的重要抓手,但当前社会心理服务的研究和实践主要侧重于心理健康问题发生后个体层面的应对,无法满足心理需要连续体的客观需要。我国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应当充分尊重多层次、有指向、可把握、应遵循的心理需要,重视并抓好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科学传播、重视专业培训、了解利益诉求和支持系统研究五项关键任务。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的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基于南京市Q社区的案例研究

柔性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化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运用拓展个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区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社区制度等核心要件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机制,挖掘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在驱动实践中,公共空间居于内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导引下,通过中外居民主导公共生活与文化规训的方式,驱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会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多元参与理念指导,经多主体的多元协同、优势互补过程,驱动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形成。社区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导理念指导,经政府部门主导的柔性治理与多元考量,推动柔性治理策略的实施。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

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基于“主体性—协同性”的分析框架

新时代社会工作要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效能。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将主体性与协同性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两个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的维度。从“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检视,珠三角D市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服务与协同行动,在风险防范、矛盾化解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治理效能。但从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看,仍然面临着主体性与协同性“双重弱化”的实践困境。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就必须走出“双重弱化”的困境,积极提升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和协同性,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这既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取向,也是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逻辑,同时也为“大社会工作”格局下专业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启示。

数智时代智慧图书馆隐私治理的社会理论重构

当前隐私问题围绕个人主体、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信息三个方面,形成了以个人主体控制和访问授权的隐私治理核心范式,固化了个人主体的隐私传统。数智时代,随着智慧图书馆利益相关者对个人数据需求日益剧增,隐私的个人主体传统治理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本文从智慧图书馆的社会结构、功能、价值、法规等四个方面,探索个人主体的隐私保护结合社会保护的进一步融合模式。以AIGC技术创新为例,探索个人数据法规政策等社会理论的治理路径,完善具有社会性、监管性、风险性、制度性的隐私治理框架,最终形成数据价值、数据安全在内的系统化智慧图书馆隐私保护生态。

社会治理数字化的主体伦理冲突与调适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治理主体运用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进行结构重塑与流程再造的新型治理形态。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地位平等、能力提升、责任明晰、情感融洽的伦理关系,才能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治理主体的价值理性有机融合并激发出来,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在现实中,技术的负面效应、主体的不完善和社会适应性的滞后,造成了治理主体之间数据垄断与地位平等、技术依赖与能力提升、机械逻辑与情感融洽、责任模糊与责任明晰的伦理冲突。调适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冲突需要构建“权力-能力-关系-制度”的四维协同体系,即通过平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权力、均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能力、重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关系、完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规范,再造数字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