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客观性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又关系到研究资料本身的真实性。是否基于可信赖的、真实的资料,是否能够中立、客观地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都成为评价一项研究的重要标尺。不仅如此,通过研究所提炼的理论、概念与规律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也是研究者们争论不已的问题。本文认为,“真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三重不同的意涵,认识、理解进而把握这三重“真实”,有助于我们走出各种方法论误区,推进对社会现象的整全性理解。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变”与“不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基础研究、知识创造将更加呈现跨学科交叉的趋势,形成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对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和算法全面赋能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显著改变着人类的行为和决策方式,引发了道德、伦理、隐私、规范等新的社会问题,使人工智能治理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有必要在阐释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的深层次机理的基础上,剖析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科学的“变”与“不变”,并就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初学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是近期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出发,通过具体的实例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偏误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总结和复现现有资料具有很大的优势,以其强大算力来预处理海量在线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节省信息搜索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对既有理论进行“阅读”后的“理解”,同时亦不擅长进行方法层面的优劣对比和新分析工具的开发。此外,在生成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偏见或者误差。背靠人类既有资料积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谓站在巨人肩膀上,但由于其本身缺乏成熟的能动创新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位“初学者”。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位“初学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思考和完成的任务。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研究:历程、聚焦与反思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通过文献综述研究发现,2003年至今的研究历程,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回信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等标志性事件为节点,经历了“中国特色”的酝酿、正式概念的提出与阐释、加快着力构建与升华等研究阶段。目前学界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六个方面,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研究,以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本体研究、建构路径、“三大体系”、评价体系、期刊功能等。现有研究也存在着可持续性议题欠缺,研究内容同质化明显,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不协调,问题意识不够突出等问题。进一步研究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确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研究路径;二是直面中国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三是深入具体学科深化、细化、精化对症下药;四是重视智库平台策划功能与学术期刊传播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基于海量数据训练的模型,涵盖了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事实知识,其所展现的机器智能显著提升了各类社会生产与科学研究的效能。哲学社会科学强调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除了作为前沿技术工具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其更为突出的特征是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极大扩展了研究视角和观察视域。鉴于二者融合具有释放巨大势能的潜力,首先应当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基础,在此基础上围绕赋能过程中的创新模式与核心挑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系统提出赋能路径的建设策略,从而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赋能机理,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

双重衔接:国家治理与社会科学研究

国家治理离不开对经验事实的分析与研判。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在政策实践层面受到高度重视,也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在治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双重衔接不足:一是治理实践与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的衔接不足,二是社会科学中的“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的衔接不足。强化“双重衔接”,一是要强化国家治理的经验事实之基,二是要强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社会事实“是什么”、“为什么”和“将会怎样”的科学研究,并将对策研究和治理实践建基于这些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中的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以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例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具有双重意义,既为合理高效编制预算和使用财政资源提供标准,也为优化科研经费管理提供标准化依据。本文利用参与式观察研究方法,提出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内,以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标准体系建设主体,构建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框架,即以机构为主体,以科研工作为核心,首先按照业务工作与科研成果之间的相关性,将机构业务类型划分为科研类、科研辅助类和科研服务类,然后参考既有法律法规建立分类支出标准,同时确保支出标准体系可以根据工作质量标准和绩效管理目标的变化进行适时的动态调整。

我国人才研究特征与热点态势--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析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突出地位和作用。以1983—2023年295项国家社科基金人才研究项目为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立项数量方面,人才研究的年度立项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分为平稳阶段、波动增长阶段、平稳增长阶段;学科分布方面,人才研究的交叉学科属性突出,广泛分布于23个基础学科中,主要集中在管理学、教育学、体育学3个学科;研究热点方面,以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重点关注高层次人才、科技人才、创新人才、后备人才、国际人才,形成了人才培养、人才体制机制、人才流动、人才评价等热点研究版块。存在研究力量区域分布不均衡、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短缺、人才服务和推动人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仍需不断调整和创新等问题。未来,国家社科基金应加大对人才项目的支持,人才研究将朝着与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解决我国人才难题等新的热点相结合的方向拓展。

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研究

人工智能属于通用目的技术,不仅能够引发产业变革,而且能够催生新科学研究范式。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创新的前沿。数据的高维度、编程语言的强结构性和长程关联性、以参数形式表征的隐式知识库和预训练的结构重整带来新知识和模式发现,为社会科学研究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数据隐私、价值观和研究结论的“黑箱”化带来了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应用中的新挑战。如何把大模型的知识发现和基于研究者实践经验的探索式研究相结合,形成人机共生演进的知识生产方式,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方向。

新媒体视域下图书馆社会科学普及创新策略研究

社会科学普及是提高全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新媒体在社会科学普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大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精准的社会科学普及服务。图书馆是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场所,是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新媒体视域,研究图书馆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创新社会科学普及方式,提高大众的科学素质和文化素养,促进社会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文章通过文献调研、访谈等方式,搜集国内外图书馆在新媒体社会科学普及方面的相关资料,了解图书馆读者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信息需求,深入分析新媒体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新媒体传播方式特点、新媒体受众行为的变化以及图书馆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等,提出新媒体视域下图书馆社会科学普及的着力点、创新策略等,以发挥好图书馆社会科学普及的作用,更好地展现新时代的社会风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原始语境与具体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范式概念的再认识

范式是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库恩关于范式概念的运用和界定深化了对科学的理解。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范式概念,不能脱离库恩原始语境中关于范式的表述文本。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什么是范式、怎样判断是否形成范式做了分析。范式是对科学研究状态的一种抽象,范式的构成要素和判断形成的标准可概括为“一体”“三足”:一体是指科学共同体,三足是指科学共同体的三个基本立足点,即一是为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成就;二是由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基本概念、定律、理论、应用、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整体性理论体系;三是可供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模仿的成功实例。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范式概念时,应真正立足“一体”“三足”来完善本学科理论体系的架构。

社会科学是“人的科学”——评《社会科学哲学的语境论研究纲领》

1936年,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描述了一场严重的科学危机:随着实证科学彻底的客观化,哲学作为一门普遍科学被具体科学所取代,科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渐行渐远,人之立于世的“生活世界”将被遗忘。80多年后,虽然实证主义已经式微,但自然科学在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威胁到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基础。殷杰教授的新著《社会科学哲学的语境论研究纲领》从语境论的视角出发,试图为化解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危机给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社会学方法刍议

以现代西方语境中的“Musicology”研究范式及其与社会学方法的关系为参照,对20世纪汉语语境中“西方音乐史”的范式史进行梳理,并对当下这一学科的社会科学化发展趋势加以评析。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是研究者进行科研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投入到实际应用的一个重要桥梁。本文通过对目前社会学科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进行总结与汇总,再对其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方法,以其能够真正的帮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规范化。

社会科学视域下的计算机视觉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

计算机视觉技术发展迅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挖掘视觉数据、研究人类行为、发现新的理论“绿洲”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系统梳理当前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相关的社会科学文献,分析总结该领域的发轫历史、发展趋势、关注议题、相关理论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发现计算机视觉研究主要涉及的理论包括视觉效果相关理论、自我认知相关理论、社会交往相关理论和心理学相关理论四类;研究议题包括政治学、媒体传播、群体行为、区域与人口研究四大方向。在方法上,社交媒体是构成计算机视觉研究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开源工具、商业平台应用程序接口(API)和研究者自己开发的工具,涵盖12种视觉分析技术。在此基础上,从计算机视觉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带来的新契机、计算机视觉研究的理论困境、视觉变量的测量信度与效度以及视频数据获取和使用的伦理问题四个层面,对社会科学视域下的计算机视觉研究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变迁、深化与拓展

论文以《国际信息管理杂志》(原名《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作为数据源,对其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主题统计分析,揭示了该刊的学术质量与特色、研究重点及发展变化趋势,以期对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有所裨益。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提升路径研究

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影响力获得大幅度提升,但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综合国力尚不匹配,总体仍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发挥其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服务功能。因而,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并摆脱话语“失声”状态,成为中国影响力国际传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首先,明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实质和重要性;其次,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后发劣势、反映中国社会实践情况、话语体系的传播机制和话语权提升的滞后性等方面剖析了现阶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的关键原因;最后,从立足中国实践、提炼普适理论、致力话语原创、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和培养学者研究叙事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优化路径。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新征程努力探寻其高质量发展的改革进路至关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具有一般研究生教育的普遍性规律、共通性规律,但也存在特殊性规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面临如何适应研究生教育大变革的形势要求、如何应对因规模扩大产生的培养管理系列问题、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空间分离带来的管理压力等挑战。为此,需要优化和创新具体路径:在发展思路上,厘清科研工作和教育工作“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关系,明晰科研特色和智库优势是研究生教育安身立命的底气,找准面向全球、立足本土、服务发展的实践型研究生教育之路;在具体举措上,健全研究生教育大思政格局,优化招生规模和学科专业设计,加强过程管理、基础建设、对外交流,强化激励约束;在组织保障上,党委行政统筹谋划,具体管理部门协调监督,各教学承担部门协同落实,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

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变革与应对策略

[研究目的]帮助人们了解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的变迁趋势,探索如何应对由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建设数字化人类社会。[研究方法]在分析数字社会的特征基础上,通过对比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方法论视角创新性地论证了大数据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观点,认为大数据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样本”,能够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以数据和理论为支撑,构建多学科知识图谱,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分析,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转型升级。此外,从研究者素质、学科发展、应用工具、要素支撑、开放合作、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应对社会科学研究新变化的策略,以提高复杂数字社会系统的研究效率和水平。[研究结论]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呈现全域数字化、结构复杂化、万物智能化等新特征,这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我们需要积极应对这些新变化,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实践。

中国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十年”

在此前中国艾滋病社会科学“二十年”研究的基础上,社会科学学者在2010-2020年这“新十年”主要做了如下学术探索:(1)进一步超越个体风险因素归因,对艾滋病病毒传播与流行的“社会-文化”因素继续深入分析,并在此过程中概念化与理论化了艾滋病“风险”。(2)淡化对艾滋病经济后果的关注,但继续保持对社会后果的关注,着重分析了艾滋病及其关联群体的歧视、排斥以及污名化的社会过程。(3)继续书写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文、道德关怀以及社会支持。(4)试图超越作为“弱者”以及“受害者”形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析他们的“能动”及其回归“正常”生活的现实困境。(5)创造性地将艾滋病干预上升到国家对健康治理的层次,并在参与跨学科艾滋病研究的实践中对主体性与反思性做了深入的学术讨论。“新十年”的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创新性方面都较之前的研究有较大的提升。尽管如此,“新十年”的研究并没有准确地回应我国艾滋病流行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这也成为学者未来努力探索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