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抄本的几个问题

《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是一部由福建市舶司官员撰写的专志。撰著人高岐,四川成都人,原籍云南大理,举人出身,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以言事谪出",任福建市舶提举司提举。高岐在职期间,有感于福建市舶司前后设置数百年竟无专志,仅附见于"八闽及郡志诸书","乃稽之往牒。

《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浅谈

高岐所撰《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乃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它是迄今唯一问世的关于福建市舶提举司的专门志书。此志书叙事分类得体,查阅使用方便。更难能可贵的是,其所记内容丰富,对若干史实记载的详细程度甚至远超《明实录》。同时,高岐对入此志人物之选择及臧否皆甚公允。此书之写成,源于作者既具有相当高的学养,又能大量收集、阅读、利用有关文献书籍。鉴于此,即使高岐在撰写《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时对有关人物的资料调查有不甚到位的情况,仍值得各位学者在深入了解此志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充分利用。

福州明代福建市舶司衙署考

市舶司是中国历史上管理贡船和对外贸易的机构。福建自宋代即开始设立,称提举市舶司,元明称市舶提举司。原设在泉州,至明成化十年(1474年)移设福州,其任务系专对琉球进贡事宜,以及随贡而来的货物贸易。琉球今为日本中冲绳县故研究福建市舶提举司移设福州以来的衙署遗址,对中日关系,特别是福州对冲绳的关系,是很重要的。1981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朱振声(已故)。

略论福建市舶司的迁司问题

福建市舶司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始设于泉州,至明成化八年(1473年)由泉州迁往福州,前后达三百八十六年之久。它的设置,经历了泉州港海外贸易的繁荣、极盛,变化的三个阶段;它的迁移,标志着泉州港进入由盛转衰的阶段。关于元祐设司的原因,学术界早有论证,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一)为了适应泉州港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需要;(二)为了满足地方官员和海商的请求;(三)为了限制海外走私贸易以增加舶税收入。

清初广东市舶司的建置与沿革

关于清初市舶司机构的存在,现代工具书持忽视甚至否定态度。但从少量清文献记载来看,清廷初期曾在广东设立过市舶司。海禁后,广东市舶司作为分支机构归并于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并曾与其一并废除;康熙十八年澳门界口陆路贸易开通,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复置;海禁开放后,广东市舶司的海外贸易管理职能被粤海关接管;康熙三十二年,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被裁,广东市舶司作为其分支机构,被彻底裁撤。广东市舶司的几度兴废见证了清初海外贸易政策的曲折转变过程。

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的繁荣为国内外商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主要商业城市有长安(陕西西安)、洛阳(河南洛阳)、扬州(江苏扬州)、成都(四川成都)、广州(广东广州)、楚州(江苏淮安)、洪州(江西南昌)、荆州(湖北江陵)、泉州(福建泉州)、明州(浙江宁波)、汴州(河南开封)、幽州(北京)

杭州市舶司研究

杭州海上贸易机构的设置,结束了杭州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把海上贸易活动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这对发展海上贸易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杭州海上贸易机构进行认真负责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杭州海贸管理机构的起源、形成、发展、兴盛以及中落、衰退直至消亡的各种因素有一个清楚地认识和了解。本文仅就有关杭州古代海上贸易机构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明代设过多少市舶司机构?——“明史”标点本辨误

我们先看看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的一段记载:洪武三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卷75"职官四")观此之标点,似乎太仓黄渡为二市舶司。实为标点者之误。《明太祖实录》卷四九说:(洪武三年二月)甲戌,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封籍其数,送赴京师。显然,太仓黄渡,仅一市舶司。按,明初黄渡属太仓州,故云太仓黄渡市舶司。犹如浙江宁波市舶司之称谓。

唐五代两宋两浙和明州市舶机构建地建时问题探讨(下)

四、两宋两浙市舶司和所属司务设置变迁问题两宋时,两浙市舶司及其所属机构设置变迁多,名称多,层次多,史料记载本身又有缺陷,因而疑难点和认识分歧也较多,很有必要通过研究讨论,取得共识。笔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企图再向前推进一步。按现在能掌握到的史料,提出如下见解,愿与国内外学者讨论。1、宋代两浙市舶司的始设时间问题宋代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将全国划分为20多个(中间有数目变迁)大行政区,称为“路”。

明州市舶史略

明州~①市舶的建立和发展,与我国南方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州原属越州的一部分,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越之(贸阝)县置明州。它地处东海之滨,浙江的东部,航道畅通,幅地辽阔,是理想的货物集散地,一个重要的港口。明州自周代以来已成为海道运输之要口,秦时"始皇曾亲莅"(当时为(贸阝)县)~②;汉武帝时已有日本人来到这地,始创明州与日本最早的通航。千余年来,她以港城著称于世,历史悠久。

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

市舶司以及其他市舶机构是我国封建王朝设置的用来掌管往来于海外的船舶、贸易、征税和接待外国商客等的专门机构。中国航海事业历史悠久,海外交通发达,为了发扬中外人民的传统友谊,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积极开展市舶机构有关问题的研究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的重要课题之一。

市舶制度与海关制度比较——兼谈陆地边关与海关有关的问题

市舶司与海关是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两种不同的,以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为主的进出境(口)事务行政管理机构。当然,从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自身职能考察,市舶司并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进出境(口)管理机构,至少它不能忽略陆地边关对陆路进出境(口)所履行的管理职责。我认为,陆地边关与口岸市舶互为补充,共同管理古代海关事务。

我国古代市舶制度初探

作为封建管理制度组成部分的市舶制度具有千年的历史,在为促进它经历的有关社会历史阶段的海外贸易和加强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试将创始于唐並经历宋元明的市舶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性质及其职能作些粗浅的探讨,从而使我们认识到我国不仅有悠久的海外贸易历史而且也有丰富的管理海外贸易实践。一,市舶制度是唐代对外实行开放和海外贸易发展的产物,根据现有史料证实,市舶制度起始于唐代似是无疑的。

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和贸易对于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

广州(它的前身番禺),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华南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上交通和贸易对它的影响特别巨大。为叙述方便,分作以下五个时期: 一、秦汉三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 广州的对外贸易起源甚早,据《淮南子》的记载,秦始皇经略南越,番禺已是犀角、象齿等物的集散中心。到了汉代,番禺也是这些特产的集散地。《史记》

泉州宋代祈风石刻考释

一 祈风石刻,凿镌于泉州市西郊九日山之摩崖,是国内仅存的记述有关宋代泉州守土之臣“祈风”情况的珍贵实物资料。1961年列为福建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末以来,多有学者对石刻进行记录、整理等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不少舛讹。如吴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记其数目有“1段”,后《泉州九日山宋摩崖石刻》一书中统计为“13段”;

“宁波帮”的形成初探

“宁波帮”饮誉海内外,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当前祖国的“四化”建设也从多方面给予支持,建有新功。关于“宁波帮”的形成及其特点亟待作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初步的探讨。一、“宁波帮”形成的历史条件宁波孕育出四海闻名的“宁波帮”,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 1、优越的地理环境。

刺桐港史初探(专著连载之二)

第四章丝瓷香药海上路第一节花艳泉缎玉琢青瓷(十三)刺桐港腹地是古老而又著名的"泉缎"之乡。唐代"泉、建、闽之绢"已经品列全国第八。①"泉州清源郡土贡绵、丝、蕉、葛。"②标志着泉州地方丝绵纺织原料及其成品生产稳定、质量上乘,因而列入朝廷贡纳系统。今开元寺西圃存有古桑一株,盘根虬干,老态龙钟,传说是唐人黄守恭大桑园原树的孑遗物。

刺桐港史初探(专著连载之一)

春末夏初,枝干挺拔,绿叶稀疏的刺桐树挂满一串串红艳艳的花朵。要是叶先花发,必兆年丰。所以,刺桐不但是观赏树,而且是祥瑞物。"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①。正因"剌桐花泉州有之,故谓之刺桐城"~②,或"桐花城"~③。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茁壮成长,这一艳称传闻天下,饮誉寰中,成为五代、宋、元时期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泉州港的雅致别名。

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

十五、十六世纪后的航海贸易是世界历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活动。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东方,西方的海上扩张和贸易使得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世界性的贸易旋涡之中,并开拓了一系列的反应过程。本文试图就海外世界对明代海外贸易的影响做一考察,并对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进行初步探讨,以助于研究明代中国与海外世界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

宁波港考略

宁波港具有悠久历史,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这里进行辛勤的建设,千百年来与各国人民进行友好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这里又备受着帝国主义蹂躏掠夺。解放以后,宁波港获得新生,但真正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的。经国务院批准,宁波港从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起正式对外开放。现就宁波港的历史状况,分别考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