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以周《礼书通故》之《丧服》诠释

晚清学者黄以周所著《礼书通故》一书体大精思,内容广泛,极具特色。就《丧服通故》部分而言,主要采用考辨体,着眼于从礼文各家训释差异中寻找诠释的切入点,从而实现是其是、非其非的诠释效果;不仅关注《仪礼·丧服》篇经传记的诠释,同时也兼及《礼记》之《三年问》《丧服小记》等篇服制礼文所载服制诠释,注意揭示同一服制主客体之服制类型历代变迁情况,并对“降服”“报服”的服制分类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入探究,彰显出一种“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治学风格。就“丧服”图表的研究而论,一方面,黄以周依据《丧服记》及郑《注》贾《疏》、黄榦、杨复、李如圭、盛世佐、江永、胡培翚等多家学者之说,对各类服制之正服、降服、义服衰冠升数和受衰冠升数情况,进行了深入阐释;另一方面,依据礼经原文及郑《注》贾《疏》等语料,绘制了相关丧服器物图,并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手段,对相关丧服名物进行综合考证诠释,彰显出“学不专守于一家”的博通特色。

“皖学”入浙:基于黄以周《礼书通故》的考察

乾嘉时期的“皖派”学术,随从徽商的经营而活跃于淮扬一带;道咸以后,因社会时事变迁和新安江流域的经济繁荣,又以两浙为盛。通过梳理晚清黄以周父子与徽州学者的交游,兼以考察《礼书通故》对“皖派”学风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从中发掘“皖学”入浙的学脉传承,观览黄氏所言“绩溪之教,流入浙西,吾浙与有光焉”的丰富与生动。

《礼书》来源问题论衡

当前,有关《礼书》的来源问题,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仅强调《礼书》为有录无书者之一,其来源问题还未被高度关注;二是《礼书》由褚少孙取荀卿《礼论》补写而成;三是《礼书》为司马迁草创之文;四是《礼书》未必为褚少孙所补,而是后人妄增之作。我们认为,《礼书》辑录前人著述以成就一家之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方面,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著史的基本策略;另一方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作"八书"乃至著史的基本目标。

黄以周《礼书通故》小议

黄以周是晚清经学大师,尤精于三礼之学,其《礼书通故》一书乃清儒礼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学术特色而言,"体大思周,无微不至"、"不拘汉宋,实事就是"、"明辨是非,精于判断"、"文字互见,图文相辅"乃是黄以周《礼书通故》的重要特点。

黄以周《礼书通故》对朱熹礼学的遵从与批评

黄以周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著名经学家,其代表作《礼书通故》对朱熹礼学多有征引。他本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术立场,超越乾嘉以来汉宋门户之争,对朱熹礼学给予了正反两方面的客观评价,代表了清代后期礼学界对朱熹礼学接受与批评的高度。

徐松《中兴礼书》及《中兴礼书续编》论略——南宋国家典礼及礼书编纂的珍贵资料

清代学者徐松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大量的稀见文献,其中关于宋代的《中兴礼书》及《中兴礼书续编》就是其中之一,但至今在学界则鲜有研究者。《中兴礼书》及《续编》,虽然在体制和内容方面无大的创新,但对于研究南宋的典礼、历史、音乐、官窑等诸多方面,却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需要学界不断去挖掘和研究。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合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禮"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礼书通故》“名物图”考略

清代学者黄以周《礼书通故》向为后世礼学家所推崇,然其书所论名物图之内容真伪迄无考论,结合相关文献、出土实物等对其内容进行考说,我们以为其部分名物图有修订前贤之论,亦有失当之处。

黄以周《礼书通故》求是论略

《礼书通故》是黄以周最重要的礼学著作,也是清代礼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黄以周治礼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综合运用多种求是方法。为确保自己求得真是,防止以误为是,黄以周有多种验证策略。有时以古今实践作为标准,加以检验;有时以复盘推衍加以验证;有时又以贯通群籍作为保障。黄以周的礼学求是使其发现许多经书内部的规律,解决了很多经学难题,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发展。

《史记》三“书”评议

《史记》篇目问题较多 ,而又以“八书”为甚。学界虽然对“八书”总体的看法没有什么分歧 ,但有三点需要注意 :其一是《史记》缺少《礼书》、《乐书》和《兵书》 ,八篇中就有三篇有问题 ;其二是对《太史公自序》的几句话该怎么理解 ,《律书》和《兵书》的关系应是怎样的 ;其三是在司马迁创作“八书”的大前提下 ,上述三篇中是否还有后人搀入的部分。

简析《史记》“八书”残缺与补缺问题

关于《史记》的残缺问题，是历代以来争论颇多且悬而未决的难题。至于普遍认为所缺失的十篇中，“八书”占三篇，即《礼书》《乐书》《兵书》。《史记》八书原本内容应是：《礼书》《乐书》《兵书》《律历书》《六官书》《封禅书》《河渠书》《采准书》，其中《礼书》《乐书》《兵书》全亡，今所见内容为后人补作。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论北宋政治对陈祥道《礼书》创作之影响

陈祥道《礼书》虽为私人撰述,但是其由创作到最后成书,都受到当时政治的深刻影响。北宋礼制改革奖掖精研礼学者,并且对于进献礼典者有升迁官职的奖励,为陈祥道创作《礼书》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王安石变法迫切需要一部礼典来统一思想,陈祥道作为王安石门人,变法为其创作《礼书》提供了契机。司马光推出的"十科取士"政策要求举荐人才,并且有举荐指标,许将、范祖禹之举荐,直接促成了《礼书》由一百卷扩充到一百五十卷,最终定稿。

《朱子家礼》在清初的困境与出路——兼论江永《礼书纲目》的编撰和刊行

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存在问题,清初学者主张习礼、考礼,回归《仪礼》研究。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成于晚年,可以订正《朱子家礼》,但《仪礼经传通解》体系前后矛盾,且是未成之作,这导致重编此书之风的盛行。江永《礼书纲目》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徽州的理学背景和民用礼书编撰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条件。江永礼书凡三易稿,按计划欲增入唐宋义疏与古今诸儒议论,一直未有刊刻。本书初以钞本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乾隆初年征选礼馆,后又重征入选四库馆,始有完整钞本。江永去世后,金榜和程瑶田谋刻此书,得到婺源俞氏兄弟襄助,于嘉庆十五年(1810)刊成。光绪间,广雅书局据嘉庆婺源刊本重刊,为该书通行版本。

《礼书通故》经世思想研究

《礼书通故》是黄以周最重要的礼学著作,也是清代礼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黄以周治礼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经时济世为追求。黄以周考礼议礼,却没有沉溺于故实考订,而是关注现实,心系时俗,褒贬善恶。长期的礼学思想研究,使得黄以周对制礼之事亦有冲动,不时为古人之伦理窘境提供出路,为制礼提供理据。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史记》的结构与内容(二)

一.跟表的十缺其一不同,八书的《礼书》《乐书》和《兵书》都极有可能缺失后补。总共八篇,后人续补的却有三篇,算得上残佚严重。好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给出了八书的总体构思,即“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照现有篇目,“礼乐损益”指的是《礼书》和《乐书》,每一代的礼乐都需要损益调整。

江永深衣考及其书写嬗变

江永精研礼学,善于考据。深衣考是其考据礼学的代表,成果汇集于《深衣考误》中。然而,江永考据深衣早在《礼书纲目》已经开始,《礼记约编》《四书典林》《乡党文择雅》《乡党图考》等书中均有不同书写。各书写作旨趣不同,纵贯其学术生涯三十余年。借同载深衣这一议题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梳理江永考证深衣的发展脉络,还可以再次审视江永学术及其在学术史中的定位。而复原江永深衣图样,不仅是理解其深衣考证发展的必经环节,也是礼学、服饰史的一次尝试。

春秋思想界的张力:论新思潮与老传统的关系

春秋思想世界中存在着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诗》、《书》、《礼》、《乐》代表的老传统,另一个是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思潮。作为新涌现的思想力量之代表,齐桓-管仲思想以效率、功利为其基本旨趣,其现实目标包括取物以归己与屈人(国)以就己,即"有为"。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思想与权力、物质利益牵连,拥有更强的变革现实的力量,由此成为春秋战国诸侯为之倾心的新的思想势力。晋文公图霸业之举措多借鉴齐桓-管仲,子产治郑国,尚贤使能,铸刑书,邓析据此造"竹刑"。这些以客观性、确定性、效率性为主导的精神可以看作是对齐桓-管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形名-事功思潮是对《诗》、《书》、《礼》、《乐》所构成的老的思想世界之反动,"礼崩乐坏"正是这一思潮崛起、冲击所带来的后果。这种新思潮一方面动摇了《诗》、《书》、《礼》、《乐》思想系统,成为与之对峙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这个思潮与《诗》、《书》、《礼》、《乐》思想传统一道构成了先秦诸子思想之源头与基本境域。两种思想力量之对立、激荡也构成了春秋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张力。老子以"无为"扭转"有为",其反对、超越的对象包含礼乐文化,但最重要的是形名法术。孔子从周,欲恢复被齐桓-管仲的形名事功冲击而逐渐式微的老传统。不同于老子同时拒斥礼乐、形名,孔子拒斥形名法令而使之归于仁与礼。老、孔思想所达到的境界皆基于以上两股精神力量之间的巨大张力。正视这两股思想力量及其对立构成的思想张力,为准确理解春秋思想世界及诸子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從元明遞修百五十卷本《禮書》略論陳祥道《禮書》的進獻過程及意義

北宋禮學家陳祥道是中國禮學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位人物。他的禮學著作現今僅存一百五十卷本《禮書》。通過考察幾個重要的《禮書》版本,尤其是元至正七年福州路郡學首刊、明代補版百五十卷本《禮書》及其卷首所收陳祥道自序、進獻表、朝廷敕文等相關文字,本文力求考訂清楚元祐年間《禮書》的抄録與進獻過程。此外,作爲一位新學學者,陳祥道的《禮書》常被視爲元祐學術的代表作。通過揭示北宋“變古”禮學與“托古改制”禮學這兩條路綫的前後演變升降,本文試圖重新審視《禮書》在宋代禮學史中的地位,兼論《禮書》“法先王”以成一代之法的精神。

说'衽'

《仪礼?丧服记》曰:'衽二尺有五寸.'郑玄注:'衽,所以掩裳际也.'此'衽'言缀于衣两旁、下垂以遮掩裳旁际之服饰部分.《论语?宪问》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衽'言胸前衣襟.《说文》曰:'衽,衣(金)也.''(金),交衽也.'段玉裁以衽、(金)二字本义俱为'所以掩裳际者',因其上连于衣前襟,故引伸为衣襟之称.本文主要考辨此说之是非及'衽'字本义.从古代服制之考证出发,厘清裳际之衽与衣前之衽二者关系,进而探求'衽'之本义及其词义引申、推演之过程,判断段氏说解与许慎本旨是否出入,以期对'衽'字及相关服制、礼制的探索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