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学研究的里程碑──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评介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刘海峰教授，孜孜求索数十载而铸就的力作——《科举制与“科举学”》，已由贵州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发行。这是刘海峰教授继《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中国考试发展史》、《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中国科举史》之后的又一部研究科举考试的规模恢弘的学术著作，也是第一部提出关于“科举学”概念并围绕其进行研究的专著。

《科举制与“科举学”》出版

《科举制与“科举学”》一书由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撰写，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举制的兴废，内容有：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唐代秀才科的存废、唐代傻士科辨析、八股文百年祭、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科举制长期存在原因析论。第二部分是科举制的影响，内容有：知今通古看科举、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

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

清代举业极盛,读书人追捧仕进,官学教师普遍被认为逐官轻学,忽视教育本职。本文从与清代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考核与升迁制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官学教师的考核需对标统一的文官标准,并符合专门职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代教师群体的职业发展。其次,官学教师的升迁深受科举身份影响,由于多选择外升,且晋升空间狭窄,限制了教师职业的长期发展。再次,官学教师的升迁制度存在非公正性、滞后性,间接损害了教师职业发展的积极性。最后,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与升迁系统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延展性,是职业发展渠道不畅通的原因所在。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升迁制度对当今的教师评价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清代科举落第制度研究》读后

一科举制度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甚至形成了“科举学”这一专门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可是,关于科举落第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还有不少空白点。科举制度自隋朝正式确立至清末废除,共存在了约1300年,其中科举落第者远远多于中式者。可是学界对自隋朝至清末的科举落第研究,非常有限。贺晓燕《清代科举落第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清代科举落第制度,填补了清代科举研究的一项空白。

“辽学”新探——清初汉族王公科举特权小考

在清初特定的历史形势下,统治者为照顾吴三桂等汉族王公及其属人在教育和科举方面的权益,特地设立“辽学”。随着汉族王公在顺治年间纷纷建藩出镇,以及清初科举考试“另编字号,定额录取”制度的成熟与细化,“辽学”所呈现出来的具体面貌不断发生变化。其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藩下附学向汉军看齐,最终并轨;永平“辽学”向民间靠拢,最终消亡。对于“辽学”兴衰过程的细致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族王公及其属人这一群体在清初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力。

清末科举改制中的州县校士馆与新学课艺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的书院、校士馆,又在新学课艺的推广和近代知识的普及与引渡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清朝政府何以要废除科举——科举制废除后清政府官员选拔制度的变化与特点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文官选拔制度在清朝末年画上了句号。传统选官制度被废除后,清政府迫切需要一套有别于传统的选官方式来选拔能够应对时事的人才,应对统治危机。尽管清政府并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但其在废除科举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官员选拔措施所体现出的有别于传统的特征,在今天看来,也是不乏积极意义的。

盛况空前:第二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9月1日至3日,由秦淮区人民政府主办,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协办,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承办的“第二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成功举办。

“日本科举学”的思想射程与话语批评

中国的科举制度随着唐朝律令在日本的施行而传播到“岛国”日本,逐渐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日本科举学”。“日本科举学”不仅融入平安时代以来的以律令与文学为核心的选才制度、以儒学典籍为内容的考试制度、明治初期以招募人才为目的的议会提案,而且进入到战后日本的科举研究之中。日本在接受与把握科举制度的过程中,也将众多的学问融汇在一起,构筑起跨领域、多学科的思想射程,更在一个世界场域、东亚考察、中国视角的框架下构筑起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话语批评,贯穿了日本主体性的身份转换与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承传与冲突、曲折与反复,令“日本科举学”的历史建构跌宕起伏、回味无穷。

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

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重大,它的兴衰也与中国科举时代的政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紧密相关。因此,"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文化等多学科视野观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科举制在传统社会的中心地位,及废科举的深远影响,从而进一步认识"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

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受科举考试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所有士人努力钻研经典的现象,各种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辅导著作层出不穷。《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1 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以考促学,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科举废后,儒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

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房宁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对近、现代各国政体中的文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古老的科举制仍然具有其现...

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

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秦晖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

中国古代官学中的学生数量问题研究——以科举学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中心

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学的历史要早于科举,其有一套较完备的制度,包括对入学者数量上的限定,但这和后来的科举名额制度还有很大的差别。科举制度产生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官学逐渐被整合到科举制度中,官学学额制度被科举制度接收。明代,举人、生员成为如同进士一样的终身功名身份之后,这种身份即成为一种社会性稀缺资源,由此生员的地位在历史上空前提高。明朝在万历年间开始按照"附学生员"名额,定期录取新生,在学生员却不毕业,之后生员人数大量增加,终于在其后形成了数量比较稳定的绅士阶层。科举学额制度保障社会资源有效、合理分配,其在明清时期表现出:控制总量、按照区域分配、兼顾特殊利益群体等特点。

科举制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学研究

本文从政治学角度,以中国科举制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关系为研究对象,重点探索了科举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功能。结论是:科举制的本质是以国家考试形式出现的一种政治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发挥的政治功能,统治者达到了治国安邦,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较好地满足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统治需要;成为中国历朝统治者治理国家,巩固统治地位,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政治手段。

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清初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基本因袭明制,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清初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又有许多改革和创新。中央官学方面,鼓励纳资入国子监,招收例贡、例监等各类监生;地方教育方面,清代书院、社学官学化程度很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不论官学、私学,均以科举为核心,成为科举的附庸。《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文化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即清初)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状况。

多学科视角的科举制研究及其文化定位

科举制研究正逐步突破历史研究的局限,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关注科举制研究,形成了科举制研究的多学科态势。制度与文化的关联性、科举制的文化特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决定了文化应成为科举制研究的应有视阈。在充分吸纳文化学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勾勒了文化视阈下科举制研究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