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史教篇》对当代高校人文教育的启示

《科学史教篇》是鲁迅在1907年写下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科学发展史、不同科学家以及作者本人的科学观。它虽是一篇围绕科学而著的文章,却饱含了鲁迅丰盛的“立人”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依旧能够为高校人文教育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本文从人文教育的目的、人文精神及其培养、心智思维及其培养三个方面解读《科学史教篇》对当代高校人文教育的启示,指出当代高校应当正确认识人文教育的目的,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以及在传授科学知识以外重视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维多利亚时代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诞生:重考鲁迅《科学史教篇》的资料来源、结构和历史哲学的命题

文章通过考证鲁迅《科学史教篇》资料来源引出鲁迅研究中被忽略的几个问题,一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与英国维多利亚文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个时期"科玄"论战的关系;二是研究他的历史哲学研究需要注意他对西方科技发展史的批判。

“科学”与“精神”、“神思”、“道德”、“理想”和“圣觉”:《科学史教篇》中“个人”观念的梳理

“科学”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符号，“科学”及其实绩，是最引人注目的西方文明成就。《科学史教篇》以“科学史”为对象，而所重在“教”（科学发展史的教训）。该篇针对当时人们对科学的功利主义理解，通过追溯西方科学发展史，以昭示其“真谛”与“真源”。《科学史教篇》首先充分肯定科学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密切联系，但作者同时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强调科学以自然为对象的知识特性，而所谓“实益”，并非其直接之主观目的，实乃间接之客观后果，故称之为“骈生”。科学既然如此重要，鲁迅要问：何为科学？这一问题在鲁迅的历史主义眼光中，即科学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因而他开宗明义：“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索其真源”。

“神思”、“本柢”及《科学史教篇》的“主旨”——再谈郜元宝《鲁迅六讲》对鲁迅的一点误解

郜元宝《鲁迅六讲》及《关于科学史教篇的几个问题》中所提出的鲁迅在1907—1908年间贬低科学,鲁迅认为尼采、叔本华所张皇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意力”是“科学之本”的观点,是对鲁迅的误解。这种误解产生于对《科学史教篇》中“神思”、“本柢”等语词的误读,膨胀于对这种误解的百般回护。

从《科学史教篇》中的“天竺造说”看鲁迅对“笃古”的批判

鲁迅于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东京弘文学院和仙台医专学习日语与医学,1906年3月他从仙台医专中途退学后回到东京,一边在独逸语专修学校学德语,一边筹划他所说的“文艺运动”。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明确说自己从事文艺运动的第一步就是筹划出版《新生》杂志,为此,他与周作人共同翻译了芬兰、法国、波兰、俄国等国的16篇小说,同时还撰写了若干长篇论文。

《科学史教篇》蓝本考略

《科学史教篇》是鲁迅对木村骏吉1890年出版的《科学之原理》绪言"科学历史之大观"的编译;其五分之四以上是据蓝本译出,但鲁迅改译为作的努力十分显豁。《科学史教篇》的布局谋篇也由日文蓝本而来,但鲁迅以文章之法对原作的讲义体例做了新的统合。蓝本的发现可以纠正现有对《科学史教篇》词句的诸多误解。鲁迅从仙台医专物理教员六波罗杢太郎处接受了木村著述的影响。鲁迅编译《科学史教篇》的用意是探求由科学到文学的内在关联。

鲁迅科学史叙事的人学视野——重读《科学史教篇》

《科学史教篇》是鲁迅早年思想的代表性文本,其科学史叙事不同于对科学启蒙的单向呼应,而是充满内在的对话性。鲁迅在交织着近代启蒙精神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下,通过构筑科学演进中的人学视野,将科学进退与人性发展做出关联性思考,强调克服直线进化模式的历史观、开掘科学史上的人性之光、追求科学理性与感性生命相互催生的人学理想。重读《科学史教篇》亦是重释中国现代启蒙传统丰富性的具体尝试。

清末科学主义与鲁迅的突破--对鲁迅早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主张的历史考察

自1898年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至1906年从仙台医专退学,鲁迅近十年的主业均密切围绕现代科学。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倡导科学救国并呼吁破除“迷信”,但从《科学史教篇》开始,他的思路发生了明显转变,并最终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首先回顾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他指出科学应当以探求自然界真理为目的,而清末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同时,鲁迅也将西方科学史内在的认识论问题引入了清末知识界,他接受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华惠尔、赫胥黎以及丁达尔的启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并依据人性的整体立场建立了批判视野。鲁迅由此形成的科学观深刻区别于清末科学主义者。在《破恶声论》中,他尤其重点反驳了《续无鬼论》与《无鬼说》中破除“迷信”的说法,鲁迅强调科学的边界并赞美“迷信”内在的道德及美学意蕴。从破除“迷信”到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种变化清晰显示出鲁迅早年科学观走向成熟的轨迹。

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

鲁迅在20世纪初写有《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文,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的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胁",他提醒如果片面地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鲁迅早年对科技偏至"时代病"的感悟和思考,对当今也还有尖锐的警示性。

鲁迅早期论著的文化洞见

20世纪初，“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在经过数年的上下求索后，于1907年接连写作、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五篇论文u，以“得先觉之诠解”的自信，以“破中国之萧条”吲的至诚，发为雄声，绝响嗣后。这些早期论著是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真切体现，在鲁迅全部著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研究鲁迅最初的哲学、政治、文学和文化观点的形成及其衍变。

鲁迅早期思想初探——中国文化的出路:立人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文章是鲁迅1907年所作，属于他的早期作品。当时鲁迅以平和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考察。针对要打破人类诞生的各种神话，还人以自然面目，为人类平等做理论上的铺垫，鲁迅撰写了《人之历史》，叙述了西方关于人类进化的科学发现。为了打开国人在科学领域的视野，

鲁迅作品的第一个“责任编辑”

鲁迅在现代文坛久负盛名，但却很少会有人把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和一个河南女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她就是河南的豪门女杰马青霞。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是鲁迅的伯乐，正是她慧眼识才．发现了鲁迅超凡的才华，并把奠定他在现代文学史地位的重要文章《人间之历史》（后改名为《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等几篇文章率先发在了她出资兴办的《河南》杂志上。

严复译著对鲁迅“执中”之道的影响

鲁迅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多半是偏激、执拗,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早期鲁迅的学理意识与学术判断却并非如此。他在研读严复译著、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曾提出过“执中”之道。这一观念在他1907—1908年间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有较为明显的展露。在鲁迅研究中补上这一笔,可还先生完整、立体之貌。

始于但丁,终于但丁——鲁迅与意大利之二

鲁迅最早谈到意大利是一九0七年撰写的《科学史教篇》： 法朗西意大利诸国学校,则解剖之学大盛;科学协会亦始立,意之林舍亚克特美（Accademia dei Lincei）即科学研究之渊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