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篇外互见到篇内对比——论《秦本纪》与《商君列传》的文本关系

《秦本纪》与《商君列传》间的“互见”关系具有特殊性。借助这种互见关系,司马迁实现了对秦穆公与秦孝公两位霸主在治政思想、所求之贤类型、所任能臣建树三方面的对比。司马迁在前代史料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秦史发展脉络,他不仅以“通”的眼光展示了秦的发展历史与重点阶段,而且敏锐地察觉到了从秦穆公到秦孝公所发生的历史转变。通过与秦穆公施德行仁的对比,司马迁从秦孝公处找到了秦亡的祸根,这不仅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而且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对汉政提出了“秦鉴”。

《秦本纪》与汉文化的历史主体

司马迁通过《秦本纪》叙述,揭示了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原因。秦并六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古代中国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变。司马迁以历史文本化构造了秦国历史,以文本历史化发见了汉文化的历史主体。

从秦穆公的悲剧到秦国的悲剧——以《秦本纪》载《黄鸟》叙事的矛盾为中心

《秦本纪》在记述秦穆公之亡时对《左传》中《黄鸟》相关叙事文本的载录,一方面展示了秦穆公的“杀贤”之行,使其与前文近乎完美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另一方面其中“秦不能复东征”的预言也与后文秦国最终“东征”成功的历史事实不符。这两重文本的矛盾并非是司马迁在叙事中的困境与失误,而是寄寓着太史公深刻的“过秦”思想,是其历史逻辑、著史考量与宏阔历史视野的综合展现。秦穆公贤明厚德,死后却留下“以人为殉”的污名,一生尽力伐晋,却屡屡受挫。司马迁以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身,暗示了秦文化的残暴与落后造就了秦穆公的悲剧,也为秦国最终二世而亡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史记》秦史征兆叙事所体现的兴亡趋向

在《史记·秦本纪》及《史记》中与秦相关的文献中,征兆被广泛运用,并在秦的兴亡这一历史问题记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史记·秦本纪》及相关文献中的征兆贯穿了秦兴亡的全过程,司马迁有意通过征兆与客观因素一同全面深刻地展现秦的兴亡及其对秦兴亡问题的看法。

《史记·秦本纪》研究综述

随着20世纪以来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学界对《秦本纪》的研究出现许多新的进展,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对秦的起源研究,包括东夷、西戎起源说和一些新的观点;二是对《秦本纪》体例的探讨,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而以支持《史记》将秦列入本纪的一派为主流;三是对《秦本纪》资料来源问题的研究,普遍认为《秦本纪》取材以《秦记》为本,兼采经、史、子书以及神话传说和司马迁的见闻等;四是对《秦本纪》其他方面的研究,诸如注释、考证、评点等。

《史记·秦本纪》与年表矛盾之处及校勘

由于流传年代久远、辗转抄写等多种原因,《史记》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前后矛盾的舛误。本文通过对照《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阅读《秦本纪》,共找出前后矛盾的地方20处,并以《史记》别处记载和相关专著进行校勘。

《史记·秦本纪》中“丰大特”新解

学术界对《史记·秦本纪》中“丰大特”一语争论不休,至今未有定论。“丰”在古文中作“豊”,可以和“禮”通用,“丰大特”即“禮大特”,意为以大特禮敬梓树。“丰大特”所描述的是伐木之前的祭祀活动,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现象。

五国攻秦与修鱼之战考

五国攻秦与修鱼之战考晁福林战国中期，列国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十争复杂和激烈．纵横家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个阶段，秦惠文王时期的五国攻秦和修鱼之战是十分重要的事件，也是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然而，相关的史载颇多歧异，诸家的说法也不尽相同，以致许多重要...

《秦誓》史料的可信性及价值新论

《秦誓》选自《尚书·周书》 ,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肴殳之战”失败后因自悔所作誓言的最早记录。但是 ,由于《尚书》真伪的问题 ,历代对其价值无有定论。通过大量文献比较 ,结合当时背景和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可以确定《秦誓》史料可信性 ,它在订正《史记·秦本纪》之误、补充《左传》不足及穆公研究方面自有它的价值。

《秦记》考识

《秦记》考识王子今现在已知秦国官修史书，是所谓《秦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焚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六国年表》又写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

秦穆公述论

秦穆公（公元前６５９—６２１年在位），名任好，是秦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在我国西北实现了局部的统一。本文试图对秦穆公的重要活动作一述论，不妥之处，希批评指正。一秦穆公所处的春秋中期，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瓦解了，“周室衰微，诸...

秦国残余母系刍论

秦国残余母系刍论向丽同东方诸侯国相比较。秦国有着相对独特的社会结构、民情风俗，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制度。这一点，已或多或少地为诸治秦史者所首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本文则仅拟从秦国残存母系这一侧面，试图对此作一或许有益的探索。一、秦世...

从《史通·本纪篇》看刘知几的史学观

刘知几的代表性作品《史通》,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著,第一次对唐中叶以前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揭露了自孔子以来传统史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根据自己多年修史的经验,论述史籍源流、体例,史官建置和旧史得失等,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从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史学史的研究和史书编纂学的探讨,树立了基础和规模,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自《史通》问世以来,对其评价有毁有誉,而总的来说褒多于贬.这里仅就《史通·本纪篇》谈谈刘知几的史学观点以及本人学习过程中一点粗浅的认识.

秦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

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秦封宗邑瓦书的考释中,根据瓦书中出纳秦公命令的大良造庶造游就是传世的相邦俄戈(《三代》二0、二六·二～二七·一)的相邦樛游这一事实,及推定瓦书及铜戈同作于秦惠文王前元四年,提出秦人始置丞相的时间当在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即公元前334年间.问题虽然这样提出来了,但由于当时资料缺乏,未遑深论.此事一直萦绕在胸.近见《西汉南越王墓》第十章《出土文字资料汇考》中有一件“王四年相邦张仪戈”.这是一件完全可以确定的惠文王后元四年(前321)铜戈,弥足珍贵.

秦置相邦丞相考异

秦国何时设置相邦、丞相?相邦和丞相这两种官职之间的关系如何?搞清这些问题对秦史研究是有意义的。因有“十三年相邦义戈”和近年发现的《青川田律木牍》等考古材料与文献相印证,证实《史记·六国年表》所记的“十年,张仪为秦相”,“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确实无误。因此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那么,相邦和丞相是否为同一官职的不同称谓,而其地位、职责相同呢?杨宽先生认为“相邦,又称丞相”;林剑鸣先生亦认为“丞相。

汇集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新版《秦会要》的订讹与充实

汇集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新版《秦会要》的订讹与充实杨善群中华书局于１９５９年出版的《秦会要订补》（修订本），是由清人孙楷编纂于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又由徐复陆续订补而成的。应该说，孙氏的原著和徐氏的订补，在资料的搜集和考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