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易传》中的君道思想

程颐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阐发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因此在《程氏易传》中关于君臣之道的表述屡见不鲜。借助于对《周易》中各卦居于五位之爻的注释,程颐充分阐发了其对于君主之道的思考,明确指出了作为君主所应该遵守或遵循的政治原则和行为准则。理解《程氏易传》中的君道观,将有助于了解程颐政治思想的某些特质。

《程氏易传》论道与政

《程氏易传》的政治思想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治体",即政治的方向与基础,对此程颐通过"中"与"正"的关系作出说明;其次是"治法",即政治的法则与举措,对此程颐通过"仁"与"公"的关系作出讨论;最后是"治者",即政治的决策者与管理者,对此程颐通过"德"与"位"的关系作出展开。通过对这三个层面的阐发,程颐既保证了"以德为本"、"政道合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同时又承认了政治问题的相对独立性,确立政制、社会、经济、教育、人才等具体建设的必要性。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同治”——谈《程氏易传》哲学维度中君臣结构的演化

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策略,代表儒学入主国家意识形态,被官方奉为指导思想。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系统性地改造使"三纲五常"成为划分社会结构的标准,士的阶层逐渐依附统治阶级丧失了其独立性,君臣关系也形成了一元化的格局。北宋时期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士大夫群体,逐渐不满于汉代以来"君为臣纲"的格局,随着政治主体意识的逐渐深化,他们要求掌握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以程颐《程氏易传》中所构建的君臣结构为代表,宋朝士大夫阶层开始尝试重建政治、文化秩序,从《程氏易传》的哲学维度出发,可以更清晰的挖掘出君臣结构演化的内涵与深度意义。

《程氏易传》中的“随时取义”思想

"随时取义"说是《程氏易传》中特有的思想,它是一个解释学概念,是程颐在解释爻辞时所使用的解释原则之一。"随时取义"所承担的是解释学上的功能,而基本没有确定的哲学义涵。本文通过区分"随时取义"与"随时变易以从道"来凸现这一概念在解释学方面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随时取义"不等于随意取义,相反,这一原则恰恰维护了思想的确定性。

《程氏易传》“感应”思想研究

“感应”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是十分普遍的,中国文学、中国医学、中国哲学都体现了“感应”思想。研究“感应”思想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中国文献浩如烟海,难以全部把握,必须选取一个视角,本文选取的视角就是《程氏易传》。从另一方面看,“感应”思想也是研究《程氏易传》的视角,并且这个视角罕用于研究《程氏易传》。学者们基本上无一例外地以“理”“气”“心”“性”“诚”“敬”作为研究二程思想的视角,而本文以“感应”研究《程氏易传》,也可算作一种创新。第一,我们应当研究《程氏易传》“感应”思想的渊源,这又涉及《易经》本身的思想,以及历代注释《周易》的思想,并且从汉易到宋易有个大体的趋势:许多儒者把注意力从象数转向义理,程颐承接了这一大趋势。第二,《程氏易传》本身是体现了“感应”思想的,在此书中,“感应”思想与“成卦之由”、《上下篇义》、“生化万物”密切相关。第三,“感应”思想与程氏哲学体系中其他核心观念之间可以建立联系,并且,在对比中能够更好地理解各个观念的意义,所以应当研究“感应”与“理”“气”“心”“性”“诚”“敬”之间的关系。由此引申出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为何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二程没有把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观念一感应,充分发挥开?原因一是程氏所承接的易学传统是“义理转向”的传统;二是程氏“斥佛老”,而“感应”与“缘起”一样是前主体性思维;三是程氏有意识地与“气学”相区分。最终导致“感应”这一观念未能挤入程氏理学体系的核心。由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反思二程哲学的新视角。

《程氏易传》“诚”“敬”关系再探讨

"诚""敬"是程颐学术的核心范畴,程氏赋予其超越前人的新诠释,从而使其具有新内涵和新功能。在此基础上,程颐对"诚""敬"二者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讨论。在"诚"作为本体境界的层面,程颐将"诚"视为本然的"诚者",将"敬"视为应然的"诚之者",由"敬"的工夫才能抵达"诚"的境界;在"诚"作为道德修养工夫的层面,程颐认为"诚"是比"敬"更高明、更究竟的工夫,在具体践履上是德性修持不可偏废、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程颐的"诚""敬"思想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使易学精义得以积极入世,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论蔡清《易经蒙引》对《周易本义》的注疏价值

作为对《周易本义》具有注疏性质的《易经蒙引》,其对于理解朱子的《本义》,到底有多大帮助?蔡清的理解与朱子《本义》原义是否贴切?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易经蒙引》是对朱子主要易注的宏观审视与抉择,其对《本义》与《程传》的承传与不同有清醒的分判与吸取,并融会宋元诸易家研究《本义》之释,择精存义,且以历史的、礼学的阐释具化对《本义》的疏解。《易经蒙引》是蔡清在对朱子易说进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作出的,是研究朱子《本义》不可或缺的材料。

程颐校改《周易》述论

程颐在注解《周易》的过程中,对《周易》经传中的一些衍文、错谬、脱文等问题进行校勘和考订,校订的方式主要通过“内证”和义理考察。程颐对《周易》经传的校订是宋初以来疑经惑传学术风气影响的结果,也是程颐建构新儒学理论体系和应对佛老之学挑战的需要。

程颐的易学诠释及其王道政治理念

程颐与其兄长程颢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基于现实社会秩序的重建,除了积极借助儒家经典诠释的形式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以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之外,更是借助易学诠释、丰富、完善了理学思想体系及其儒家的王道政治理念。在程颐思想体系之中,易学诠释突出强调了＂格君心之非＂,亦即注重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阶层的道德修养与执政智慧之提升。可以说,程颐理学化的易学诠释,秉承了思孟学派之精神,从形上学的高度重建了道德伦理体系,此举改变了以往易学研究之范式,也丰富完善了其儒学思想体系。更为重要的是,程颐易学诠释更新了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其最终落脚点直指现实问题,为后世百王立法、为社会政治立说,也为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道南”视域下的《淙山读周易记》探析

以宋代莆田学者方实孙的《淙山读周易记》为个案,通过文献深入比较,分析道南学派对程氏易学的继承与发展。《淙山读周易记》以《程氏易传》的思想为基础,融汇其他义理学派的观点,表现出宋代义理易学的特色。另一方面,《淙山读周易记》以爻象解释《周易》,将卦爻辞融会贯通,作整体上的解读,颇多新见。《淙山读周易记》是对程氏易学发挥,是道南易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程朱解易体例之比较——以“卦义”之解释为中心

朱子的《周易本义》是在程子的《易传》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关系非常密切,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显著。朱子对《周易》的解释是基于程子并且有所超越,其体例更加完备,其义理更加圆融。这实际上与朱子把《周易》看做卜筮之书的观念是分不开的。当然,朱子也将《周易》看做"明道之书",只不过朱子从史学的角度对《周易》的卜筮作用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朱子解易严格遵循卜筮体例,这使得其对义理的阐发更加条理化和"有理有据",也使得《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可以有效地被实践和使用,作为"明道之书"也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二程家风文化的易学探源

二程家风文化继承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主要体现在家国情怀、立德为要、书香常绕、尊老爱幼、谦卑待人、尽责有序诸方面。这些方面均可在易学中寻得源头。二程也是易学传承发展的大家,弘扬二程家风文化必须寻根溯源,学习易学中的主要齐家精髓,以便更好地把握要义、加深理解、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