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轩学派与《穀梁传》关系论略

艾轩学派作为南宋重要的学术流派,在莆田地区影响很大,其成员主要包括林光朝、林亦之、陈藻、林希逸等人。同时,艾轩学派也是南宋乾淳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艾轩学人的散文创作与“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表现在艾轩学派对《穀梁传》的重视、对《穀梁传》文治武备、重民生等思想和语言简古、问答式行文等艺术手法的继承以及对平正简古、精密峻洁的《穀梁传》文风的追随等方面。厘清艾轩学派与《穀梁传》的关系,对进一步研究《穀梁传》和宋代散文创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公》《穀》“取郜大鼎于宋”发微

“取郜大鼎于宋”为《春秋》鲁桓公二年所载之文。《公》《穀》二传皆肯定鲁桓公“受赂而还,以成宋乱”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公羊传》又批评宋国灭郜取其鼎。在义理阐发上,《穀梁传》言“名从主人,物从中国”,颇重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并强调夷夏之分。《公羊传》则欲通过“器从名,地从主人”申明孔子寓《春秋》中“兴乱继绝”的万世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家在形名问题上的相关讨论,可以视作孔子正名思想的经学化解读。就“取郜大鼎于宋”所阐义理来看,二传所述各有所长,呈现出《春秋》学内部不同的诠释学特色。

松阳的田园梦 江南秘境里的为“清明上河图”

浙江松阳,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质朴的乡土气息闻名。这里山峦叠翠,古村落星罗棋布,承载着时光流逝的沉重印记。这个隐匿于山野中的秘境,满足了所有人对于理想田园生活的幻想。早在春秋时期的《谷梁传》一书中,古人便确立了“山南水北为阳”的地理原则,这也影响了我国许多城市的命名。

敦煌儒家经籍的几个问题

敦煌儒家经籍中只有九经,而无《仪礼》、《周礼》、《公羊传》、《孟子》等四经,本文从唐代经学发展及科举制度层面探讨了敦煌写本中无此四经的原因,并兼及《谷梁传》及《尔雅》写本所存极少的原因,得出了敦煌本儒家经籍的佚存与唐朝全国基本同步的结论。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

鲁学在汉代经学中的地位杨朝明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齐学”、“鲁学”之别．笔者曾就“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关系谈过个人的看法。（《齐学与西汉今文经学》，载“管予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管子与齐文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版）本...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儒学的地域变体一齐学

一、儒学的另一发展方式:地域传播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的发展不只是纵向的传授、祖述,另一个具有同等意义的发展方式,是儒学在地域上的传播、拓展。纵向的传授,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构建起绵延不绝的发展世系;横向的传播,由鲁播及卫、宋、梁、齐,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

贤与得众——《穀梁传》“卫人立晋”释义

因为根深柢固的历史原因,"贤"往往被视为才德兼备之人,任用和晋升他们是所有领导的重要工作。然而《穀梁传》对"贤"的涵义和指涉,有别于此。传中对"贤"有各种用法,其中一种条件是强调"得众"的能力。卫宣公是"恶",但却被称之为"贤",仅因他得到"众"的拥护。在诠释"卫人立晋"的经文上,《穀梁传》阐述一种独特的"贤"的观点,值得仔细考究和澄清。

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

针对西汉君主普遍重视今文经学而轻视古文经学的状况，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进行了二百年的斗争，结果古文经学由衰而盛，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则盛而衰，为古今经学所取代。

春秋笔法及其在《左传》中的运用——以“故仲子归于我”为例

"仲子"是解开鲁隐公和鲁惠公、鲁桓公之间微妙关系的重要人物。《左传》中"故仲子归于我"一句所涉及到的正是鲁惠公、仲子、鲁隐公和鲁桓公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同时,这一句用语巧妙,意义深远,包含了春秋笔法的运用。以"故仲子归于我"为例,深刻探讨春秋笔法的具体含义和运用。

《公羊传》中历史故事的语言特性

《春秋》三传,从文学价值论,以《左传》为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公羊传》和《谷梁传》是无法和它相提並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后二传的文学性,尤其是《公羊传》中所穿插的一些历史故事,较之《左传》也还具有不同的特色,亦常为后世文章家所称道,因而研治先秦散文史者不可不予以注意。

以《公》解《穀》之谬——近代经学史上一个被忽略的片段

随着晚清经学研究的发展,许多学术标签被用来形容和归类过去某些历史文本。其中一者是所谓的"今文"和"古文",当时不少经师咸以为今古文之别,是把经籍有效地划分范围,而被归入某一类范围的东西往往被视为有较相似的成分。《穀梁传》和《公羊传》明显被划归"今文"的范畴,因此它们在这一标签下也被当作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的文本。一些经师在诠释《穀梁传》的文本时,往往倾向于采用《公羊传》的观点,而无视二传的差别。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以《公》解《穀》的做法不曾得到认真批判,而且持续存在。

宋文对《穀梁传》的接受

"春秋三传"之中的《穀梁传》,作为圣人经典之一在宋代又重新受到重视。在宋代疑经惑古思潮的影响下,宋代"榖梁学"也较前代有很大发展,出现了研究《榖梁传》的专家,如孙复、刘敞、孙觉和叶梦得等人,同时注重《榖梁传》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榖梁学"的兴盛是宋文接受其影响的重要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宋文对《穀梁传》的以人为本、重议论、设问句式、虚字运用以及清婉兼峻厉的风格有不同程度的接受,直接影响到了宋文关注现实、民生的现实主义特色,形成了宋文既简洁明快又摇曳多情的行文风格。而这种接受对经学和散文的发展以及深入研究都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主要包括宋文对《榖梁传》的接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宋人由道及文的治学理路,直接影响到宋文峻厉的文风以及为宋文风格形成找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源头等方面。

建构谱系的困难——以《穀梁传》的“传曰”为讨论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面对预想的现象、状况、发展规律无法从稀疏的数据中推导出来的困境。早期中国许多“书”(假如已成文的话)往往欠缺实物或者环境证据。《穀梁传》中,共有9例“传曰”。如何理解“传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按照字面意思来说,“传曰”仅意味着有一个文本被称为“传”,有别于《穀梁传》。读者不知道谁是它的作者,也不知道它是否已成文。然而,一些学者不接受这个有限的理解,努力通过“传曰”的诠释来建构《穀梁传》的学术谱系。钟文烝认为“传”是“七十子杂记之书”;在廖平的诠释中,“传”被追溯为子夏《大传》,由《公羊传》《穀梁传》学者阐述。这些论点存在谬误。只凭某些权威说法来推导演绎关系,不是合理的做法。

儒家古学新诠──以《新语》征引《谷梁传》及《公羊传》义为例

儒家内部既有共同的理念,又有分歧。后代儒家怎样阐释前儒文本、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以《新语》阐释《谷梁》、《公羊》两传为例,结合汉初的时代背景,论述陆贾《新语》引用两传之文、义,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新语》大部份继承了《谷梁》、《公羊》的原义,很少与两传不同。陆贾在引用两传时,提出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君主修齐而治平,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希望藉此为刘邦施政提供理论。

西汉经学视野下的石渠阁会议经学思想发微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其讨论内容涉及了当时诸经的方方面面,但其主要目的则在于平议《春秋》公羊学、穀梁学之间的异同。石渠阁会议之后,西汉经学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以《春秋》穀梁学为代表的鲁学的兴起。穀梁学重视礼,因此,礼学也是石渠阁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石渠阁会议虽然造成了"《穀梁》大盛"的局面,但其并非要以穀梁学取代公羊学,而是用穀梁学来补充公羊学。

民国时期《谷梁传》研究的特色

民国时期,杜钢百、蒋元庆、张西堂、李源澄、戴增元等学者围绕《谷梁传》的作者、师承、真伪、义例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杜钢百否定宋代学者“谷梁氏”为“姜字切韵脚”的“姜姓假托”说,推定“谷梁”应为“卜商(或孔商)之转音”,《谷梁传》作者为卜商(子夏)。蒋元庆、戴增元不仅否定前说,还否认谷梁氏“受经于子夏”,应是“源出子夏之门人”。张西堂从体例、文辞、义理三个方面,将《谷梁传》与《公羊传》进行比较,认为《谷梁传》非《春秋》真传,否定《谷梁传》传经;李源澄则肯定《谷梁传》解经义例的独特价值。民国学者研究《谷梁传》,强调依靠史料证据解决问题,反对前代学者悬揣、意度及捕风捉影等治学弊端,体现了历史主义特色,具有现代学术典范意义。

文采若云月 高深若山海——《左传》浅议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东汉班固时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据传，《左传》一书是以孔子所著的《春秋》为本，以具体史实做注而成的一部史学著作，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左传》作者至今成谜，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鲁国史官左丘明，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著。

私学与官学之间: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的反向互动

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经历了从私学———官学———私学———官学这一周期性演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官学兴盛,东汉官学则不振,魏晋南北朝私学繁盛,至唐虽借重科举占有官学席位,但此时官学皆因学风的转捩而被抛出正常的学术轨道,千年之间形成两个波峰和三个低谷的学术曲线。西汉官学之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之盛有内在的区别,官学盛表现为政治地位的拔高,私学盛表现为民间学者注疏学的高涨,这一切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而形成的反向互动。因此,汉至唐代春秋谷梁学总的情形是官学与私学反向互动,形成了官学与私学之间的盛衰演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