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重构——从反思《突发事件应对法》切入

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紧急状态法制发挥着公权和私权再平衡的功能,并为社会秩序的转换提供统一标识。受2003年“非典”推动的“紧急状态法”中途改为《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一立法思路的转变使宪法上紧急状态制度的实施失去依托,对国家依法宣告紧急状态形成了制约;而《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其并未发挥好应急领域基本法的功能。为此,建议全面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其分拆为“紧急状态法”和“应急管理法”。“紧急状态法”应降低宣告紧急状态的门槛,将紧急状态类型化,围绕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事中和事后应对环节建立具体制度。“应急管理法”应当合理设定立法目标,把握好“综合法”的定位,理顺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确立应急管理基本原则,重点规定跨灾种、跨部门,需要统筹协调、综合管理的应急管理活动。

突发事件应对紧急状态的法治化设计

风险社会视角下,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特别是发生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发生地区甚至国家将会从常态进入紧急应对状态,我国也已经将紧急状态纳入宪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并蔓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虽然我国并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封城”已经成为各地防控疫情的重要手段,“隔离”“封锁”“管制”“禁足”“封闭管理”“战时管制”……,各种各样的非常态管控名词层出不穷。人们不禁会问防控疫情的非常态时期,到底处于什么法律状态?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事件应对,从《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他专业应急法规与宪法中紧急状态的衔接入手,审视突发事件应对中事实上进入紧急状态,而法律上存在机制困境,提出应当针对不同的突发事件及其严重程度,按照“控制式升级”模式,从应急管理法上科学建立严重程度低于宪法紧急状态的应急管理领域的紧急状态法律机制。紧急状态必然带来行政权扩张和公民权的压缩,安全权压制自由权,为防止矫枉过正,特别要保障紧急状态下应急管理措施及应急权的法治化。

迈向宪政背景下的应急法治——《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后的思考

建立宪政背景下的应急法治机制包括一般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应急行政的法治化和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法治化,两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最近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标志着我国的应急法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还不能说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应急法治机制,除了必须认真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外,还需要制定《紧急状态法》、提高其他行政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的"应急"意识以及确立和完善应急权力的司法审查制度等.

《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完善的相关思考

文章指出《突发事件应对法》最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旨在确立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政府职责,严格遵循程序法治原则等。针对该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在该法中明确赋予参与突发事件应急活动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以必要的行政授权,并保证他们的合法权益,还应当注意协调应急预案与《突发事件应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各种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今后仍然有必要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应急法治。

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制化的必要性及思路

我国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尚远未实现法制化。我们必须在系统清理已有应急管理相关法律的基础上,抓紧实施立、改、废工作,使我国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简论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的界定突发事件又称为＂危机事件＂或＂公共紧急状态＂。荷兰危机管理专家罗森塔尔认为,所谓危机事件,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紧急状态应对机制中的民生至上理念——从日本“3·11”地震紧急状态说起

2011年3月11日本近海发生9.0级地震,海啸、核泄漏不期而至,引发日本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无序与法律救济上的无助,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突发性危机或紧急状态下的民生保障问题的反思。本文以关乎人的最基本权利之民生保障为中心,论述在突发事件或紧急状态下国家法律对民生保护的应对之策。一个国家或民族或地区在面临突发的紧急的危险状态下,该怎样正当行使国家公权,有理有利有限地克减民生,遮蔽基本人权事项,这是很值得研究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当面临紧急状况时,作为执政者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实用主义者,更不能开启行政乃至司法任意性和主观性的窗口。否则,是对现代民主国家法治与民生保障的二重嘲讽。

论紧急状态下公安机关的应急原则

突发事件的发生是进入紧急状态的前提和先置条件。公安机关应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有效地预防和处置可能引起紧急状态的各种突发事件。对紧急状态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公安机关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快速反应原则;二是精干高效原则;三是以人为本原则;四是统一指挥原则;五是属地管理、分级响应原则;六是预防为主原则;七是依法、适度原则。

一个非同小可的“删除”——谈《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制定中两条规定的修订

目前仍在讨论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是从制定《紧急状态法》演变而来的，而起草《紧急状态法》是缘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和2004年修改宪法。200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栏目的第二项，提出要制订《紧急状态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上海市法制办分别接受国务院法制办委托，着手起草立法草案建议稿。随着立法工作的进行，

浅析突发事件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国际上关于“突发事件”有代表性的定义,是欧洲人权法院对“公共紧急状态”的解释，即“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1]因为突发事件起因复杂,多数情况下突然发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危害的程度大,所以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突发事件是社会舆论的重要“引发者”,

对我国宪法将“戒严”修改为“紧急状态”的理解

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共通过了14条宪法修正案,其中有3条是将“戒严”的规定修改为“紧急状态”,这既充分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所取得的重大进步。

关于突发事件中若干问题的讨论

通过对突发事件中出现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如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的关系、突发事件中的主体参与、行政手段的运用等等进行讨论,以期对即将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提出一些建议。

论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实现条件与路径选择——从反思应急法律体系切入

紧急状态法制对于解决宪法上紧急状态制度的虚置问题,推动应急基本法的结构性调整,填补应急法律体系中的制度断层,提升其体系内部各个层次、各个相关条款之间的融贯性,有着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经过理论条件和现实障碍的细致论证,可以推导出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实现条件极为特殊,寄希望于短期内制定一部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似乎不具备可行性。从完善应急法律体系的整体考量,可以将紧急状态法制的任务一分为二,按照实体分散和程序统一的思路分别展开实质性构建,同时发挥“情境化”规范进路的聚合效应,打破分散的形式结构体系,在超常规应急治理(紧急状态)情境中实现规范内容的实质统一。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研究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状况不理想,表面上看是制度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处理好与单行法的关系,深层原因在于立法理念滞后、调整门槛过低、工作机制不畅,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系紊乱以及制度抵牾。纠正《突发事件应对法》存在的系统性偏差,需要摆脱对"事"的应对的路径依赖,确立以风险管理为中心的制度架构。从健全应急法体系的整体考量,有必要制定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紧急状态法》。

我国应急法律体系的冲突与弥合——以紧急状态的多重逻辑为切入点

在疫情防控等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情境中,社会状态的切换影响公权力与私权利(自由)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到政府应急行为和应急措施的合法性判断。结合制度、实践和理论维度审视,紧急状态的多重逻辑是社会状态不确定性的根源,不利于公权力与私权利(自由)的动态平衡,引发了我国应急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弥合冲突的基本立场是消解紧急状态的多重逻辑张力,统一全社会关于疫情防控等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共识,为不同社会状态下政府应急行为和应急措施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判断情境。在具体思路上,除了持续发挥法律解释的调和作用,还应以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建设为契机,撬动紧急状态立法,构建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打通应急法律体系中的紧急状态规定。在立法设计层面,“分立”和“整合”两种路径具有相同的逻辑进路,但基于技术性和策略性考量,后者更符合立法精简、效率的要求,且有助于提升制度效能。

当前高校突发事件的特点及应对策略研究

一、什么是高校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也称紧急状态、危机事件，按照国际上的一般看法。突发事件是指社会生活中一类事前难以预测、作用范围广泛且对社会造成严重威胁和危害的公共事件。高校突发事件，是指那些发生在高校内，或虽未发生在高校，却与高校中的人或事有着相当联系的事件．

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法制问题浅析

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法制建设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加强突发事件应急法制理论建设,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对现有应急法律规范进行系统的清理,增强应急法制可操作性,填补应急法制相关领域的立法空白都是完善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法制体系的必要举措。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纪大考下,作为应急法制体系基本法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探讨,如今全国人大已将该法的修改任务正式提上了日程。文章针对其在立法上所暴露的对公民权利保护不足、应急预案规定不够完善、紧急状态立法缺位等问题,建议从加强对公民权利保障、完善应急预案、弥补紧急状态立法缺位问题等方面入手,以加快推进《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修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