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与文学变革:以《童话》丛书为考察中心

孙毓修主编的《童话》,是商务印书馆在1908年开始出版的儿童丛书,开创了儿童读物出版的先河。他在编辑中竭力实现编译和改写的统一,整合中外文学素材,创作出适宜儿童阅读的作品,有效弥补了教科书和传统读物的不足,并以此探索新民、新文化的路径和方向。在儿童图书的编辑与出版背后,还承载着孙毓修对近代儿童文学的探索与实践,为近代儿童文学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范式与思路。

为儿童而译:孙毓修编译《童话》系列丛书研究

商务印书馆1908至1923年间出版的《童话》丛书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地通过翻译引进外国儿童文学。在《童话》系列收录的102种作品中,孙毓修是编译数量最多的译者,而他的编译本也最为典型。本文以《童话》丛书中孙毓修编译本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代表性译作的考察,讨论译者的翻译行为。研究发现,一方面,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中体现出了译者的儿童读者意识,这使《童话》有别于中国20世纪初出版的其他通俗文学译作;另一方面,孙毓修的译本根植于盛行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成人本位"文学意识形态,充斥着训教信息,这又使《童话》不同于五四时期出现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

发端期中日儿童文学观的异同

岩谷小波和孙毓修代表着中日两国儿童文学发端期的儿童文学观。二人均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承担教育功能,但岩谷小波更为重视儿童的人格培养,以及作品的娱乐性;孙毓修则偏重伦理教训,将儿童文学之“用”放在首位。“文以载道”观念支配程度的强弱以及对民间文学价值评价的时间差是这些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

孙毓修的儿童文学编译思想研究

孙毓修的儿童文学编译思想是其《童话》丛书编译行为和编译事件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结合孙毓修的编译言论与编译策略,探究其编译思想的特质和价值。研究发现,从“听之皆乐”到“合于管弦”的读者效果意识、“纯用白话文”又倚重文学性的文体意识以及打动“贤父兄”又适应读者认知的语境顺应意识构成了孙毓修编译思想的主体,体现了他编译思想的独特性、深刻性和整体性。在这三者之中,贯穿始终的是他独树一帜的读者意识,这构成了他儿童本位思想特质的底色,突出的文体意识体现出孙毓修作为译者的境界和水准,而清晰的语境顺应意识则体现出他作为编辑和出版者的眼界和见识。孙毓修的编译思想和相应实践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是对“矮化”、“小视”编译功用观点的有力反驳,并为当下儿童文学作品的编译提供了思想源泉、价值标准和策略参考。

20世纪初叶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

20世纪初叶的儿童文学,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与准备,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既与整个大文学合辙同构,又有其自身的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性。梁启超、黄遵宪、曾志忞、徐念慈、张元济、孙毓修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热情投入醒民育人与为儿童的事业,提出新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直接促成了传统儿童教育的变革与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开放、刚健的格局。儿童诗、儿童歌词及科幻多为原创,童话、小说等则主要来自译作,"学堂乐歌"与新式儿童文艺教学的推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与儿童书刊的广泛传播,这是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与特点,并为五四前后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