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本《竹书纪年》看西周王年

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早已亡佚,但是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仍然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佚文,其中不乏一些关于西周王年的,价值非常高。笔者以古本《竹书纪年》佚文为主,并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和现代天文学的成果,推定出了古本《竹书纪年》关于西周王年的一些重要信息,以求能为将来西周年代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吴晋生，吴薇薇《竹书纪年》（又称《竹书》、《纪年》、《今本》等）是春秋战国晋、魏史官所记之史书，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一部编年通史。此书第１卷开篇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但无确切的纪年；第２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代大略承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误取刘歆《世经》的推排结果,以成王十八年为古本《纪年》所记西周年数共257年的上限,遂使武王克商年亦提前了24年。由今本推校和恢复古本的记载,并以所得结果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可知后者除个别王年(懿王元年)准确无误外,其他都不可据。工程忽视《纪年》,主要失误有二:一是相信旧说,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的事实。

古本《竹书纪年》“穆王起师,至于九江”解

穆王“大起九师,至于九江”实指西周王朝政治、军事势力伸入至今湖南省北部古越人所居之洞庭湖一带。该记录为我们研究扬越族早期的历史地理及西周王朝中期对南土拓殖的情况提供了一条极宝贵的信史资料及可寻的重要历史线索。

《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的五个时段及年数推求

本文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并参考其他可靠资料，推求《古本》所记西周年代的５个时段的年限，即：１．文王受命一武王伐商１８或２０年，２．武王克商一昭王８０或８２年，３．穆王恭王６６或６４年，４．■王一厉王５８年，５．共和以后７１年，以及未知王年诸王的大概年限，为进一步研究确定西周诸王王年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同时据鲁公年数加以参证，并对《史记·周本纪》所记厉王王年提出质疑，将《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的西周王年加以比较。

《竹书纪年》不是《帝王世纪》的材料来源——兼论皇甫谧卒年新说不成立

《帝王世纪》是魏晋学者皇甫谧研究上古以来帝王史的成果,记载的一些不见于其他典籍的材料,多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往往数种说法并存。有人据后世典籍所引其中个别帝王在位年数的不同,认为存在"一书二说",进而推测是皇甫谧根据《竹书纪年》修改原作的结果。但细绎相关证据,即使有"二说"的帝王在位年数也多与《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同。而皇甫谧卒于元康三年(293)的新说也不成立。

今本《竹书纪年》价值论

王国维等先生的论述值得商榷,今本《竹书纪年》不是伪书,应与古本一并重用,以发挥其固有的巨大价值。

论《竹书纪年》所述“五帝”“三王”史的特点

《竹书纪年》所述"五帝"、"三王"史,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重视构筑历史的时间及空间组成。二是重视描述这一时期的权力争夺,尤其是贯穿于其中的政治阴谋。三是大量记载王朝中央与周边其他民族(或部族)的和、战关系。《竹书纪年》的这些历史关注,是战国时期各种"现实"关注在历史叙述领域的延伸。战国时期历史叙述的成熟,伴随着历史知识的"再造"。分析这一"再造"过程中出现的"话语事件",对于估量战国史学文献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尚书》和《竹书纪年》中的音乐自然观解析

《尚书》和《竹书纪年》是记录远古时期到周代末期的官方文献，其中都保留了宝贵的音乐资料，这些资料既可互证又可互补，反映了先民的音乐自然观。这种音乐自然观念根植于先民对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的认识。对两部文献分别解析可知，把音乐作为天人交感的媒介，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存在，到周代末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在表述方式和宣扬主体方面发生了改变。

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

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陈力十余年前，笔者曾撰“今本《竹书纪年》研究”一文①。从今本《纪年》的流传、体例、注文、讹脱及辑文等方面探索今本《纪年》的真伪，以为今本《纪年》渊源有自，体例亦与宋代以前人所见本相合，故今本《纪年》并非宋代以后人...

《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

《今本竹书纪年》由于行世较晚，研究者多以其书为伪，以至后人几乎弃而不用，至为可惜！本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绝非王国维等人所说“杂陈”各书，其材料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晋的和峤在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之外，根据汲冢的《纪年》原简另行写定，后由人进行了整理；二是有人鉴于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存在一些问题，便据而重新改编。总之，《今本竹书纪年》与一般所谓的伪书有根本不同。

夏代都制管窥——从《竹书纪年》说起

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都表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寻阝),它并不是仅为两三个王所居,而是自太康至夏桀一直作为夏都存在,延续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见于史籍中的其它夏都还有原、老邱、西河等,斟(寻阝)与它们之间主要是一种主都与辅都的关系,这是夏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创见。

“今本”《竹书纪年》与中国上古年代研究--《〈竹书纪年〉解谜》概观

《〈竹书纪年〉解谜》一书讨论了"今本"《竹书纪年》对研究中国上古年代的重要性,认为任何恢复准确年代的企图都必须从分析"今本"《竹书纪年》开始——而此却被夏商周断代工程完全忽略了。书中以"今本"《纪年》为基础,结合古代天文和历法的研究成果,提出《纪年》记载的在位年数通常是从完成对先君的服丧期之后算起的假设,确定克商的具体时间为公元前1040年4月18日,并提供了夏商周三代的具体编年。接着对断代工程做了评论,表明断代工程的方法和结论并不完全可靠。最后,重构了《竹书纪年》原始文本的前303条竹简,讨论分析了商周递嬗之际的年代,并认为"今本"《纪年》是战国时魏人对真实年代篡改的结果。附录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对断代工程在确定商代后期事件时间的问题上提出质疑。

从思想倾向和著述体例谈《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

清末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总括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贡献概有三项:一是辑佚书,二是精校勘,三是通小学.清代考据学家通过辑佚,把大量散失的古代佚文从现存的古书中辑出,使人们读到原先所看不到的书籍.他们又通过校勘,把古书中的各种错讹加以改正,使人们能够看懂原来因错讹而无法读通的古书.他们还运用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对大量古代典籍加以解释,使人们能够理解原来误解或不解的古书.除此三者之外,清代考据学家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辨伪.清代考据学家辨伪的成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揭露某部古书是后人伪造的,使之不与真书混淆;其次是将伪书抄袭他书的材料逐一列出,以说明这些材料的时代性,并作为研究该时代而非古代的材料.清儒大规模地辨古书之伪应该说是宋明辨伪学术潮流的继续和发展.一方面,他们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辨伪的结果在客观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思想史意义.比中,伪《古文尚书》之《大禹漠》篇的所谓十六字心传原本是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依据,此书之伪被揭露出来后,十六字心传便失去了经典的根据.因此,我们可以说,辨伪在客观上起了破除传统旧说的作用.

《水经·洧水注》引《竹书纪年》一条千年来误读悬案

一、问题的提起郦道元(466/472?——527)《水经注》,永乐大典本(1403——1408),其“洧水注”引《竹书纪年》条云: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日桓公《水经·洧水注》这条《纪年》引文,问题很多.约而计之,已被提出且问题基本解决者一;已被提出而解决不得其法,问题越来越复杂者又一;虽已提出而犹不以为事,不被视为问题者又其一;本属此条最根本问题,十分严重而至今尚未被提出,千年来不曾视为问题的问题者又其一(此即本文所谓误读悬案是也).

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的学术贡献——兼论其文献研读方法及在当下古史研究中的意义

对于古史研究来说，《竹书纪年》因其文献的复杂性，需要对其进行考辩，方能为古史研究采用；又因其文献的独特性，很多关于古史的记载不见于它书，故而也值得考辩。从乾嘉时代开始，《四库全书总目》、钱大昕、崔述，以至朱右曾、王国维等，

《春秋》齐灭纪事件的文本阐释与价值建构——以《竹书纪年》两则佚文为参照

《春秋》齐灭纪事件在鲁庄公元年、三年及四年所记“齐师迁纪郱鄑郚”、“纪季以酅入于齐”与“纪侯大去其国”等文本中有直接体现。参照《史记正义》所引《竹书纪年》“齐襄公灭纪郱鄑郚”与“齐襄公灭纪迁纪云”,可见《左》《公》《穀》三家相关阐释皆聚焦“灭纪”与“迁纪”而展开,并衍及“郱鄑郚”与《春秋》不书“齐襄公”之理解。后儒围绕齐灭纪事件,由《春秋》书“迁”“入”“大去”而“不言灭”,扩展至对鲁、齐、纪、周等关涉者之臧否。诸儒阐释异中有同而皆举“存亡”“继绝”为共同价值,体现了经典相承并据以凸显的人文精神。经此阐释脉络,又可推见《纪年》佚文“灭纪迁纪”之产生,及至今、古本《纪年》相异之渊薮。

晋文侯在位年考

按照《史记》的记载,晋文侯在位35年,即公元前780年至公元前746年,历来几乎无歧异。本文以古本《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的记载为主,以《史记》的记载为辅,并结合其他文献的记载,通过对相关的史事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晋文侯在位当是27年,即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746年。其中,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769年当是晋殇叔在位,公元前768年至公元前746年当是晋文侯在位,晋文侯元年至四年当是追改自晋殇叔元年至四年,晋文侯实际在位当只有23年。另外,西周灭亡的时间当是公元前773年,而非《史记》记载的公元前771年。当然,本文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绝对性,只希望能为将来两周之际年代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