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对东方朔《答客难》影响考论

从有关文献资料考证东方朔《答客难》的作年,认为当作于太初元年(前104)二月建章宫建造之后、天汉二年(前98)十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之前。在此基础上,讨论汉武帝对此赋的两方面影响:一是促成了赋中的不遇情感及儒学思想的表达;二是影响了赋典雅、诙谐的艺术表达方式。

柳亚子《答客难》的考证与解析

1945年12月24日,柳亚子针对客人23日晚来访时的一系列言论,写下全面反驳的长文《答客难》。经过考证,客人就是邵力子。邵力子竭力为国民党政权及其政策辩护,肆意攻击和指责毛泽东和中共,并多方"规劝"柳亚子。次日,柳亚子奋笔疾书,进行痛快淋漓的反驳。《答客难》表明,尽管柳邵两人私交很深,但当时他们的政治立场却是尖锐对立的,这反映出两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从《答客难》看战国与汉武帝时期君王的求贤与士人的不遇

东方朔写的《答客难》一文,对比了战国与汉武帝时期君士关系的变化,揭示了大一统条件下士人不遇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的不同去分析解说了战国时期士人的纵横张扬与大一统时代士人的悲摧压抑状况形成的原因。与董仲舒、司马迁相比,东方朔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更深刻,更接近本质,《答客难》一文的思想价值更高。

东方朔散文赋《答客难》的文献学解读

《答客难》存在《史记》和《汉书》两种相互歧异的载录本形态,歧异性表现在前者属删节本,而后者面貌较为完整;同时,两种载录本各具部分“独有”的语句。研讨此类“独有”语句所呈现的上下文语意逻辑关系,以及《史记》载录《答客难》删节的原因,有助于理解《答客难》文本构成和语意结构的“潜在”线索。《文选》所载《答客难》文本,乃拼接《史记》与《汉书》两种载录本而成,且属于通行的“稳定性”文本,但拼接存在一定的失序或不合理性。《答客难》用典的考察有助于了解东方朔使用旧典“为赋新词”的手法和驾驭能力,有助于理解《答客难》作品文本生成的侧面。从用典也可印证东方朔学属杂家的思想体系,这既是他怀才不遇的原因,也直接激发了《答客难》的创作。

巧寓牢骚于诙谐之中——谈《答客难》、《酒德颂》和《送穷文》的写法

东方朔是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他知识广博,机智敏锐,生性滑稽,言辞诙谐,不拘小节,因此汉武帝始终以排优视之,在政治上对他不予重用,因此他对“位卑”很不满意,满腹牢骚,但又不便直捷说出,于是作《答客难》以发泄之。 东方朔为了发泄满腹牢骚,在《答客难》中采取了言在此意在彼的写法,巧妙地寓牢骚于诙谐之中。如,文章开端假设有人诘难自己,说:“

财税史演义:第五十五回 《平准书》巨著创先河 《答客难》滑稽留后世

财税史演义第五十五回《平准书》巨著创先河《答客难》滑稽留后世□何必如汉武帝时，有一些名垂后世的人物，司马迁、东方朔就是其中的两位。司马迁的一生，说明一个人身处逆境，只要有志气，有毅力，就能实现生命的辉煌，完成伟大的事业，为人间留下可贵的精神财富。他是...

“答难”“释晦”体式与两汉辞赋作者之主体意识

“答难”“释晦”体式，肇始于宋玉的《对问》，形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其后，文人士大夫竞相仿效，成为汉赋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的体式类别。因此，自古以来一些研究汉赋的专论专书，也大都喜欢将“答难”“释晦”一类的作品纳入到汉赋研究的系列之中。一“答难”“释晦...

论《文选》“难”体

《文选》分类，一般认为是３７或３８类，近有人提出３９类说，即卷４４“檄”下有“难”一体，而常见各《文选》版本皆脱，此说引起学术界的争议。本文从《文选》的版本、目录等方面加以考证，同时，又详尽考察了“难”体在汉魏六朝史书、总集中的著录情况，并对“难”体与相近各文体间的关系进行了辩析，对“难”体的产生和发展也作了清楚的论述，进而指出，《文选》以“难”体单独列类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

《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辨

一、研究综述《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诸子略杂家类著录有'东方朔二十篇'一种,而且,关于东方朔的作品,全部的《汉志》只著录有这一种。然则,其一,这'二十篇'是不是东方朔全部的作品?其二,这'二十篇'究竟又是指哪些呢?学者们对之展开了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二十篇'就是东方朔的全部作品如徐宗文先生即持此论,至于'二十篇'具体之所包,则为:《公车上书》《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上书陈计》《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璧》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

齐文学对秦汉文学的影响

齐文学对秦汉文学的影响王洲明秦祚短暂，且重法无文，因此称得上文学的作品很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齐地仙道方术却曾影响到秦的文学。《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三十六年，有陨石落，黔首或刻其名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

韩愈散文对汉赋的继承因素刍议

韩愈是唐代古文创作的集大成者之一。他的散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污流不滞”（皇甫湜《谕业》）,“自诸子以来未有也”（石介《尊韩》）。这种成功,是他对前代文学“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俱收并蓄,待用无遗”（韩愈《进学解》）的必然结果。韩愈之后的赵德,在《文录序》中曾这样评价韩愈和他的散文:“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以韩愈散文的成就比于先秦古文,实在是不过分的。这种评价同时也昭示了韩愈散文与先秦古文的流和源的关系。

论两汉的“贤人失志之赋”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他所说的“贤人失志之赋”,主要指战国时文人贤士如屈原、荀卿等在政治上失意后抒情言志的辞赋作品。实际上,就“贤人失志”而论,它是长期封建社会中代代有之的一个普遍性社会问题,汉代自然也不例外;就以辞赋这一体裁来抒情言志而论,汉代承战国遗风,也作者云蒸霞蔚。不过汉代的贤人失志之赋已不同于战国,战国时天下纷争,诸侯力政,文人贤士们各为其国。

汉代道家思想的兴盛及其对文人的影响

汉代道家思想的兴盛及其对文人的影响于迎春一、西汉文人对道家思想的汲取汉初，士人在社会政治、文化由粗疏、简陋而走向稳定、统一的过程中，曾经相对集中地表现出一股年轻的哀情，那是一种纤细、敏感而又迷茫的幽怨、悲伤。贾谊遭谗毁而滴去，为赋以吊屈原，＂遭世罔极...

汉赋的杂文因素及其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杂文”之名、最早见于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范氏在罗列诸家著述时列有“杂文”一项,例如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赵壹“著赋、颂、箴、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等.但范晔对“杂文”的义界,并未作解释.很显然,范氏意下,“杂文”在汉代及汉以前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而文体尚未明确界定的时代,其文体因素的相互影响及渗透是显而易见的,何况各文体在形成其文体特征的同时,各种因素必然会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已被文学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