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史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草创而成的“新文学史”,其增删、出版、普及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变迁,需要将其视作思想史的材料,加以系统的探讨。通过揭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思想方法、历史观上的联系,呈现《中国新文学史稿》引起的讨论中所具有的共识,指认在文学史的体例中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以及王瑶的治学理路具有的激进一面,进一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一般性的思想状况。《中国新文学史稿》本身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其内部的增删与公开的讨论都可以视作是思想史上的典型个案,体现着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打开《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个人的、集体的精神史的维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转折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激活“新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及其伦理关系——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

文学史的述体由三重述体构成。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决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文学史叙事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论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到《中国当代文学史》

本文通过考察三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 ,探讨十七年文学是怎样被一代又一代的撰史者构造出来的 ,文学史叙述与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 。

传统目录学与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之编纂

传统目录学对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的编纂有着重要影响,如此书据《汉书·艺文志》作为梳理上古时期文学衍变的主要依据、将古小说衍变的探讨纳入目录学视域加以观照、传统书目学的提要式表达系此书行文的主要方式等。同时,在教育启智、"日新其德"等意图的推动下,传统目录学与"外来经验"的交融导致此书采取以西学诠"文学"、"学术"衍变的授课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初学者知晓古代文学衍变大势之后,亦能了解彼时的学术动态,从而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以顺应时势。这种编纂思路有助于我们探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如何在中西交通的环境中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及其面临的艰难选择。

政治与学术话语的交织变奏——王瑶和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本文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政治化建构出发,知人论世、由文及人,对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内容特色进行新的解读,认为王瑶的《史稿》具开创性,但呈现政治与学术话语的交织变奏。王瑶试图融合庞大的共同性的时代语言,自觉遵循主流话语关于历史陈述的原则和方法,又在政治天地努力开拓学术空间,建立非常的新文学学术规范。王瑶的学术选择和政治诉求是时代的需要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

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超越性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具有"超越性",它一方面顺应了历史潮流,另一方面又对时代有所超越,即成功地摆脱了某些历史的"暂时性"。不论是在大的写作态度上、体例上还是在小的观念上、技巧上以及材料运用上,它都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它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王瑶的某些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但其学术性以及相应的学风并没有过时。

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书写问题——从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说开去

学界对旧体诗词能不能入史一直论辩不止,迄今没有达成共识,而实际上,一部分文学史家早已将其编写入史。需要讨论的不是旧体诗词能不能入史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入史的问题。这意味着文学史如何书写旧体诗词才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而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在这个问题上予以了新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以新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助于重塑现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史形象,有助于重织新诗与旧诗、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纽带,还有助于重构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述史情节。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当代文学”的诞生

无论是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的诞生,还是作为事件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源起,对它们的考察,都离不开1950年代初的中国新文学状况。换一种说法,在1950年代,正是中国新文学史的编写,催生了"当代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体现出来的文学史观念与写史立场,对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取舍与评述姿态,已沉积为学界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话语资源。一些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者关于"当代文学"学科内涵的理论梳理,为《史稿》与"当代文学"诞生的内在关联提供事后的理论支持。

当代文学史著述的全新尝试——评南大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文学史”研究应当是全部“文学”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文学史的根本责任也正是要勾画出文学演进过程中所隐含的人的精神轨迹,“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确立”应当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当代文学的核心支撑点,《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一书在这方面为我们现有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构架。

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纠葛——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王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为适应建国初期高校学科调整而编写的第一本新文学史教材。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书写范式",自觉地以正史的姿态融入集体的时代合唱,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靠拢。但王瑶在真诚地借用新文学史的抒写为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名"的过程之中,又尽量调解集体化的政治话语与个人化的学术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试图使两者达成某种微妙的契合和共鸣。

当代旧体诗与文学史正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

"文学史正义"属文学史观范畴,作为对给定语境的文学史述的观念预设,它实是一种有方法论效应的导向性研究框架,当它设定了楔入文学史的价值视角,也就会衍生出史家甄别与评判相关作家、作品暨思潮的尺度,就有怎样的文学史编撰。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讨论本土语境的现代文学史观;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纵论当代文学史观;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为典型,略论当代旧体诗创作与当代文学史述的重大关系,以及"文学史正义"对当代中国学界的启迪。

《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中的三种“意识”

贯穿《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以下简称《论稿》，下引此书只注出处）的有三种昂基本的“意识”，即问题意识、朴学意识和美学意识。以此三种意识，作者从不同视角切入中国文学史上的众多问题，建立起了关于中国文学观念之极富理论品格和启发性的反思性文本。

发现、阐释与重估——评李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被相关研究者使用过。1以1949年共和国的建立为时间起点来看,"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1956年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而它产生的源流最早要追溯到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文。时至今日,我们所通识的"当代文学"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进修书目》

《读书月报》1957年第9期刊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进修书目》一文,分文学史、文学作品两大类开列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单,试图指导业余学习的读者。其中文学史著作五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书目推荐者认为刘绶松的和丁易的更优,“叙述比较清楚,内容比较充实”。

作为新文学史问题的“新月派”(1950-1957)

1951年5月公布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教学大纲初稿引发讨论,“新月派”的入史被批评,它如何进入共和国的新文学史建构并成为重要诗歌流派,是当时颇为敏感的学术问题。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对它的处置方式,受到组织批评,这为(教育)部颁大纲的合法性奠定基础。1952-1953年间,王瑶针对“新月派”前后期,修订了徐志摩、陈梦家的叙述文字。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臧克家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吸取王瑶的教训,贬低徐志摩、陈梦家,抬高闻一多。1956年下半年,徐志摩诗文集获得出版机遇,这为“新月派”获得正面评价提供契机,徐诗入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修订版,但最终还是在反右的政治风浪中被压抑。显然,“新月派”在1950年代是重要的学术话题,核心之处在于其叙述主线(徐志摩为主还是闻一多为主),并牵涉对它的命运及评价。这暗合了政治话语对文学流派的潜在影响,以及文人情感的内在纠葛等问题。

1980—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举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历史、科学、积淀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随笔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各文科高校中算得上一门老课了。早在建国初期就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绥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专著作为高校文科教材。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论,有的还作了专题研究,如孙昌熙、田仲济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林非著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等。这些著作对于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无疑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跋

这是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写的关于鲁迅的部分。这本教材名义上由我主编,实际却是集体的共同劳动,只有这一部分,才是我个人执笔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受到批判,原稿不幸丢失。其中上册——从“五四”到“左联”——曾印成讨论稿,有少数流传在外,鲁迅的章节头尾完整,幸存下来,劫余灰烬,一九七二年有位在出版社工作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