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刘绩《管子补注》考述——以陆贻典校跋本与南宋浙本《管子》比较为例

明代刘绩是弘治三年进士,著书颇丰。刘绩《管子补注》主要馆藏于国家图书馆。与南宋初浙刻本相较,刘本增加了二十余条浙本原来没有的注解,能够帮助正确理解原文,亦可帮助考查《管子》注的传播源流。刘本在内容上补充浙本的不足,在文字上修订浙本用字的讹误,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陆贻典以宋本精校《管子补注》,校本和校语具有文献价值。

《管子补注》刊刻年代考辨

文摘关于《管子补注》的刊刻年代,前人论说多有不同。本文认为:《管子补注》的作者为明代江夏人刘绩,大约刊刻于明弘治年间。郭沫若认为该书是“辽人著书入金翻刻,金本入宋再被翻刻”,其所依据的宋讳、辽讳、金讳并不可靠;丁日昌、莫友之称其为元刊本,是将黄丕烈所说“元(原)版”之“元”误解为“宋元”之“元”的结果。

《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考略

《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是明万历七年(1579年)朱东光诸人翻刻明初刘绩《管子补注》而成。此本补充刘本脱漏文字,改正刘本因字形相近、因音同或音近、因涉上下文而产生的讹误;改正刘绩本的重复字词和其他讹误。但是亦有讹误,包括刘本有讹误,四子本亦误;或刘本不误,四子本误改者。四子本有补充刘绩本的句子,亦有漏刻。与刘绩本相较,四子本大量注释没有刊印。刘绩本、四子本有二十余条浙刻本没有的注解,可为解读《管子》和考查《管子》注释的传播源流提供帮助。

关于辽人刘绩的《管子补注》

本文概括评介郭沫若1954年提出而迄未见学术界注意的关于《管子补注》作者刘绩为辽人之说,並对此说加以引申、补充、订正与深化,同时指出刘《注》在发明原意、提出新解,订正讹误诸点上,比起唐人都是后来居上。

房玄龄还是尹知章注释了《管子》

《管子注》或以为是房玄龄作,或以为尹知章作,历代都有争议。事实上,《管子注》为尹知章所作。《崇文总目》最早著录尹知章注释《管子》,《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尹知章传》也有记载;尹知章注释的《孝经》、《老子》、《庄子》、《韩子》、《鬼谷子》等先秦古籍与《管子》的思想和内容相关,这是尹知章注《管子》的必要条件;南宋绍兴年间科举取士,从《管子》及注疏内出题,《管子注》盛行,书商为了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将尹注《管子》改为位高名重的初唐良相临淄人房玄龄。

唐代注释语料与辞书编纂——以尹知章《管子注》为例

尹知章是唐代研究《管子》最重要的学者,其《管子注》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管子》中许多晦涩难懂的词句,通过它使我们能够更准确透彻地理解其文义;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部随文释义的注释书,注释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另一个价值——时代性。该著作在汉语词汇史研究,尤其是在辞书编纂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管子注》三论

《管子注》是《管子》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首先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作者、卷数及"轻重"篇注解问题进行讨论,其次简述了《管子注》的内容及特点,最后对其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作出尝试性评价。

王绍兰《管子地员篇注》探赜

《管子·地员篇》和同书的《度地篇》《水地篇》《地图篇》一起,构成《管子》关于地理学的核心理论,阐述了土壤地理、水文地理和植物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王绍兰《管子地员篇注》以释义、考源、辨误、解物为主要内容,推本溯源,考证翔实。后世《管子》的研究、古代地理探索乃至科普读物的编撰,都受到了王绍兰研究的影响。

《管子注译》译文正误

赵守正先生的《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集各家之长,通俗、生动的注译本,但某些译文似有欠准确.《乘马》篇中“则所布(原为“市”,赵先生据《管子集校》改为“布”,我认为不妥,应从市)之地六步一(豆斗),命之曰中岁。”翻译为“这样,征收布匹的地方,合六步土地征粮一斗,这是中等年成的税率”.按赵先生的解释“六步土地征粮一斗”即每亩(100步)征粮为一石六斗六升,税率收量已远远超出了实际产量。在战国之时亩产量一般约为一石半,显然与税率是矛盾的.《管子·禁藏篇》“岁兼美恶,亩取一石”。

《管子》校释再补(续)

《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按:力,功。《国语·晋语二》:“夫齐侯好示,务施与力而不务德。”韦昭注:“力,功也。”《左传·昭公二五年》:“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杜注:“民功曰庸,治功曰力。”《吕氏春秋·应同》“

《管子》校释再补

本文对号称难读而又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管子》作了较细的校补工作,约70条。此为“再补”篇,《〈管子〉校释补》一作发表于《文史》第32辑。

“管子补注”作者刘绩的时代问题

辽“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所以现在流传的辽人著作,的确稀如星凤。最著名的如释行均的“龙龛手鉴”,在北宋时就有刻本,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见于日本大藏经,以外就要数耶律纯的“星命总括”和王鼎的“焚椒录”了,再加上释藏中几部辽僧著作,总数不能超出十五部以上。

赵用贤本《管子》论略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本《管韩合刻》本《管子》,是在南宋浙刻本和明刻刘绩本《管子补注》基础上形成的新版本。此本补充浙本、刘本没有的文句,修订讹误之字,将刘绩本注释的精华部分刊印于上栏,并将赵用贤本人补充的注释亦刊印于上栏,印刷精美。此本用字比较正规,影响很大,明清众多版本以此为母本,清代研究《管子》的学者亦多以此本为底本。

陈奂弟子丁士涵《管子》著述新发现——论上图、南图所藏三部《管子》校诂残稿

清代学者丁士涵一生撰成三部《管子》研究专著。上海图书馆现藏有丁氏《〈管子〉案》残稿上部,潘承弼、郭沫若认为这是历经太平兵燹后丁氏仅存的《管子》著述。南京图书馆现藏有几乎不为学者知晓的署名丁士涵的两部《管子》研究残稿:《〈管子〉校本》和《〈管子〉校议》。经作者考证,《〈管子〉校本》是丁氏的《〈管子〉案》,书名被误题,它是上图《〈管子〉案》残稿的下部;《〈管子〉校议》是上图丁氏《〈管子〉案》残稿自叙中提到的《〈管子〉注》,其书名亦被误题。《〈管子〉注》大部分内容完好,而《〈管子〉案》上、下部残稿合起来几为全本。《〈管子〉案》《〈管子〉注》均为校诂之作,其撰著时间一前一后,相互之间是"案"与"补案"的关系。

《管子》跋十七则(续)

《管子》跋五(蒋生沐校本)右蒋生沐以明许光清刻《管子》校沈鼎新花斋本,载《斠补隅录》中。卷首注云“花斋本以影宋本校补元本参许光清校。影宋本每叶二十行,行二十一字”。案世传两宋本皆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注二十八字或二十九字。(一见《楹书隅录》。一光绪初常熟张氏有覆刻本。孙渊如、

《管子》训解正误(三)

一、《牧民》篇:“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尹注:校,効也。张佩纶:《论语》“犯而不校”,包咸曰:“校,报也。”(正文与诸说不特标出者均见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按:诸说不确。“校”,《说文》:“木囚也”,段玉裁:“以木羁之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指木质刑具,用以羁绊约束犯人之行动,引申有较量、计较、对抗义。如《战国策·秦策四》:“韩、魏之强足以校秦矣。”高诱注:“校,亢也。”

明安正书堂刻本“管子”跋

我处亦有十行无注本“管子”,无前题后跋,以此本相校,款式字迹全同,唯第二十四卷末叶无“太岁癸巳孟春安正书堂重刊”木牌墨记。既云“重刊”,则安正书堂本实为无墨记本之复刻。莫友芝所见者当为无墨记本,故言“似元明间刻”。冒广生以为“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