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之画骨三法

《红楼梦》中人性之真善美,令人怦然心动,人多赞之。然《红楼梦》对人性恶之批判,一样侵骨噬魂。仅以叙述者可靠与否为视角察赵姨娘、王夫人、王熙凤等三人,即可发现叙述者振奋精神,调整态度,时而真诚,时而作伪,时而故作缄默,手段不同,却同样揭了这三位女子光鲜的表皮,暴露出她们骨子里的卑劣、刻毒与凶恶。

元、迎、探、惜“四春”与“原应叹息”关系辨析

元、迎、探、惜“四春”作为十二钗中的姊妹共同体,关于她们的阐释最为经典的是脂砚斋的“原应叹息”。具体来说,元春为“原”,在传统文化中和王政、天道相关,贾元春即“假元春”,是全书的基调;迎、探、惜“三春”分别对应“应”“叹”“息”,代表故事发展的三个阶段,是小说的一条结构线索:迎、探、惜“三春”故事展开是在贾府,主要人物从四面汇聚于此,是“迎”也是“应”;元春省亲后,各种势力、观念相互博弈,是“探”也是“叹”;最后贾府衰败,大厦倾覆,人物死散,是“惜”也是“息”。元春与迎、探、惜“三春”相合,和其中作为弱势群体的草木之人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一部末世悲剧交响曲。

红学的晚清形态

晚清列强入侵使国家面临沦亡深渊,社会诸矛盾趋于白炽化,西方文化传入也引起激烈碰撞与交融,红学形态在晚清时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红学著述不多,而考察近代新出现的报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甚广的红学形态,包括:围绕《红楼梦》的价值评估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新形势下各小说流派则多以《红楼梦》为创作楷模,各种续红之作则显示了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新特点。

半个桃花源 半个囚徒院——《红楼梦》政治哲学主题的再考察

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既是一部蕴含末世意味的市井人情小说,又是一部具有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人生哲理小说,书中所述女性追求的自由美好生活大多属于私人性质,不具公共属性或政治属性。她们关心个人情感和家族琐事之类的私人事务,展示自我创造的私人自由所能达到的可能程度,不触及个体是否享有政治权利的问题,不触及与争取人身自由、维护人格尊严、享有政治权利相关的基本制度问题。大观园是实现一半自由的乌托邦,呈现出一幅“半个桃花源、半个囚徒院”的景象。曹雪芹批判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表达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孕育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他没有提出人民主权之类的近代民主思想,但他触及男女地位平等的性别政治问题,注意到朝代兴衰轮替的历史规律问题。从政治哲学上看,《红楼梦》的主题是自由而非民主。曹雪芹的自由平等思想遥相呼应于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思想,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为未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和女性解放埋下伏笔。曹雪芹成为探索近代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先行者,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

“刘铨福题跋”的鉴核

“刘铨福题跋”是判定《红楼梦》甲戌本是否为甲戌年(1754)曹雪芹手笔的重要材料。本文认为,“刘铨福题跋”并非刘铨福所写。一方面,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之论证逻辑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细究题跋写于散页等原始面貌,更可确证其不可靠性。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红学辨伪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孙犁1954年的“红学”研究

1954年,《红楼梦》研究领域展开了对俞平伯、胡适及唯心主义的批判,孙犁参与其中,表现反常。就《红楼梦》专题,孙犁平生仅发表过三篇文章,1954年就占两篇,其中一篇长文发表时匿名。李希凡、蓝翎赞誉《红楼梦》是“现实主义”高峰,孙犁以此为基本论点,发挥点染,但对“阶级论”含糊其辞。1954年的表态不能被当成孙犁的“红学”研究观点。能够得到《人民文学》约稿,与老舍等同期发表,意味着孙犁接近了文坛权力中心。本是亮相《人民文学》的机会,却选择“匿名”(林冬平),说明孙犁配合中的复杂心理。孙犁反常表现之隐情,推测与一次“未果”调动有关。

语文教学与《史讳举例》

语文教学有些细微之处很难整齐划一,详解还是略讲,往往要看教师个人的学识、见解和经验。避讳即为一例,如《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谈及学生林黛玉,说她每逢“敏”字必读如“密”,写时必缺一二笔。这是黛玉为母亲贾敏避讳。柳宗元《捕蛇者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句中“人风”当为“民风”,为避开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改“民”为“人”。

三个“败家子”茶事比论——《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例举

诞生于清中叶的三部小说《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其作者李绿园、吴敬梓、曹雪芹在相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描写不同的人群,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康乾盛世下的社会腐败现象。以作者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谭绍闻、杜少卿、贾宝玉具有“败家子”的典型特征,考察主人公的茶事活动亦能体现不同的茶文化内涵。爬梳比较三位作者诗文集中的茶诗词,或多或少能暴露作者创作的斧痕,用茶文化观照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无疑为明清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红楼梦》:人类史上融悲剧与史诗于一体的最美小说

《红楼梦》属于地久天长的地球村里的全人类。在两个半世纪红内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其现实主义的基底与因情而幻的变形相统一的特创的情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途径,更进而切实评价其为人类史上融悲剧与史诗于一体的伟大的最美小说。

贾府夜生活管窥

《红楼梦》叙写了两次元宵、两次中秋、一次宁府家宴、一次怡红寿宴的奢华夜宴场景。奢靡的夜宴彰显着贾府的权势和豪富,也消磨着贾府中人的精气神。但这不过偶尔为之。贾府的日常夜生活遵循早睡早起的养生法则。贾母、王夫人等年长者偶尔会有夜间闲谈,年轻一辈则有着比较丰富的夜生活:黛玉因晚间无眠、少眠且多愁善感,常以诗书为伴;宝钗则以针黹为要;晚间打坐是妙玉必做的功课。贾家上至贾珍、贾琏、贾蓉、贾瑞,下至婆子佣人,饮酒贪欢、聚众豪赌者大有人在,能挑灯夜读的唯有贾兰。从日常夜生活的视角观照贾府,会发现贾府安享尊荣者多,务实营生者少。贾家的败落实是不肖子弟们不务正业、任意妄为所致。

语文基本问题的设计方法与路径——以《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为例

基于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格对学科基本问题的认知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探讨语文基本问题的设计方法与路径,并通过《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教学实践来验证其有效性。语文基本问题有四种类型:终生性问题、本源性问题、桥梁性问题与体验性问题。设计语文基本问题,在方法上要依循“四个属性”的基本原则,在路径上要聚焦解释、阐明、应用、洞察、神入、自知等“六侧面能力”的提升。

由《宝黛初会》看曹公笔底的万千风致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光华璀璨的旷世奇书,其动人心魄的情节、研精覃思的主题借助其几乎完美的文学语言呈现出来,其锦绣文字,深厚意蕴代代流传仍经久不衰。本文着眼于“宝黛初会”也就是小说第三回,题为“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着眼细处走进红楼,观曹公笔下的人物群像,探语言背后的人物性格,品红楼之中的情怀风致。先由凤辣子的出场赏曹公惊为天人的“写人”技艺,再由黛玉“与众各别”的“形容”析丹青下的美学意蕴,最后通过宝玉摔玉品作者爱好天然的审美情怀和至纯至真的生命理想。《红楼梦》的艺术匠心,管窥蠡测不足道万,本文以《宝黛初会》一回为窗,意在赏红楼的春色满城。

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译者群体研究

以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的英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时期同一文化系统下译者怎样参与、回应以致影响《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基于译者群体在身份、国籍等方面呈现的变化,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选材、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译者群体从自己的身份出发,或出于服务语言的需要,或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抑或为了满足读者异域情调的需要,大都采取意译和创造性翻译的策略,从不同侧面再现了《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展示了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该译者群体所起的整体作用,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闲话《红楼梦》里的明清税事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通常被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基于自身家族经历创作,融入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特征。其中的一些税事情节,不仅推动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让今人得以管窥明清时期的税收社会生态。以下大体依循小说章回顺序聊聊其中的税事。林如海出任巡盐御史。《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被革去知府官职后来到维扬,“闻得今岁鹾政点的是林如海……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此处的“鹾政”即盐政。明清时期,盐税收入占当时赋税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因而被政府以专卖形式牢牢控制。

立足人文视角,展现哲学追问——评《红楼梦:情爱表象背后的人文意蕴》

红学著作虽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坦率地说,其中很多都是在考证和索隐上下功夫,还有一些则是从微观层面对《红楼梦》的探讨,比如《红楼梦》中的园林、植物、医药、诗词、方言,等等,而从总体上把握《红楼梦》思想内涵的论著反而并不多。就此而言,孙卫卫所著《红楼梦:情爱表象背后的人文意蕴》便显得比较独特。该书立足人文视角,透过《红楼梦》中的情爱表象,揭示其背后的人性特质,试图从宏观上挖掘《红楼梦》的文化意蕴,并对《红楼梦》中所涉及的真与假、实与虚、洁与脏、雅与俗等矛盾发出哲学的追问。

《红楼梦》中“浊物”群像的功用分析

《红楼梦》塑造了一系列“浊物”。从文学功用而言,在展现曹雪芹价值取向的同时,对“浊物”群像的塑造深化了《红楼梦》中“鉴”的意味。“浊”又与“洁”形成对比,使“洁”更加美好,同时对“浊物”群像的描写也构成《红楼梦》中的社会基础。在“浊”的挤压之下,《红楼梦》的各种悲剧因此而生成。

论《红楼梦》的“大旨谈情”

《红楼梦》作为“大旨谈情”的集大成之作,塑造了一大批富有情怀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体现情感类型的丰富、情感交流的语境制约以及情感的变通等方面,既显示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抒情文化的继承,又有着很强的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人际交往情感的现实理解以及心灵世界可能性的想象。

叙事学视角下《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翻译家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对比,探讨在叙事学框架下译者的决策过程和策略选择。研究发现,杨宪益注重外貌描写,霍克斯注重内在性格和情感表现,这反映了两位译者在叙述要素上的取舍和权衡。总体而言,叙事学理论为理解《红楼梦》翻译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对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