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经在先秦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发生

先秦儒家的教育和教学活动是以六经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从《论语》《孝经》到《孟子》《荀子》再到《学记》的先秦儒家代表性论著,记录和见证了孔子及其后学与六经文本之间的互动、融通与共生。其中,《孝经》《论语》是学习六经的阶梯,《孟子》《荀子》是孟、荀二人“羽翼六经,增光孔氏”思想学说的集中体现,《学记》则是对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孔门后学及其思想学说,既承袭了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又开创了以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新格局。这就是六经在先秦儒家教育生活中的具体展开。

曲阜孔氏家族的经学教育及其近代转型

曲阜孔氏家族有“诗礼传家”的家学渊源,家族教育长期以经学教育为中心。科举制度产生之后,形成了科举与经学共生的教育模式。无论是孔氏族人还是衍圣公皆以经学为中心展开教育。近代以来,因科举废止及新式学堂的创办,这种稳固的教育模式开始瓦解,孔氏后裔为寻求出路,走向多元化的发展路径。清末新政时期,以衍圣公府为代表的孔氏家族带领族人及乡绅在曲阜发起兴学运动。与孔氏家族密切相关的新式学堂开设的课程兼顾中西,末代衍圣公所受教育也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征。孔氏家族经学教育模式被逐步瓦解。

传统诗教之当代高等教育模式探析

现代诗教因应民族危亡与现代转型的诉求,被赋予启蒙、保国、审美的导向。当代诗教延续现代诗教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内涵,在普及化和专业化这两个维度中有序展开,同时保持了对传统诗教的同情之了解及对现代诗教的根本性反思。当前,高等教育当代诗教探索,呈现由教育借鉴到教育自立的转向,旨在发掘传统诗教的发生机制,将其转化为当代情感教育、审美教育、道德教育,探讨其实践经验及对文化传承、文明互鉴的意义。诗教模式大体分为以专业课程建设为中心和以诗教文化建设为中心这两大类。前者主要在古代文学学科专业内展开,后者更着眼于诗教文化本身,在课程建设方面立足经学传统和文化史观,倾向于为专业教育奠定基础的通识教育。

经学视野下核心素养的贯通机理和发展路径

核心素养虽是引自西方的概念,却与中国古代儒家教育一脉相承。中国的核心素养体系如何突破西方论述的困境,需要从中国传统教育中寻找借力点。儒家六经教育“体用一源”的体系、“一以贯之”的思想、“由器入道”的思路、“推己及人”的模式,对核心素养的论述基础、核心意识、层级和路径等方面,都能够提供参照并给予启发。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从本质而言,历史教育是一种培养人们历史文化素质和历史认识能力,促使其达到解决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正确把握和自觉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可以从综合的角度划分为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主要针对统治者尤其是对帝王进行的历史教育、各级学校中的历史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化)活动和其他非教育活动中的历史教育等三个大的研究层次,以探讨其在目的、对象、途径、内容、功能等诸方面的特征。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历史学、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

经学教育的发展是近代文化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晚清教育改革开始,经学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学术中心开始游移变动。这一变动对于中国文化教育所关甚大,不仅思想界风气为之一变,近代新学堂为载体的知识体系也随之发生转换位移。

汉代经学教育述评

汉代经学教育制度的形成儒家经学成为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儒家经籍最初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统称六经,其中《乐》经早佚,也有人《乐》本无经。所经实际上只有五经。古代的今文经学家认为五经全出于孔子之手,古文经学家则认为五经古已有之,孔子只不过是'述而不作'罢了,这两种观点都带有片面性。但孔子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编纂、修订工作,并以此作为教学内容,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因此。

胡适、许地山与香港大学经学教育的变革

胡适于1935年元月参访香港大学时对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学有颇为尖刻的批评,认为完全掌握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适逢港大当局有意聘请胡适主持中文教学的改革,胡适便向港大校方推荐了许地山以自代。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学体制与人员进行了重要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经学课程被彻底取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固然与经学在现代大学课程体制内处于妾身不明的状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却可能是跟授课者的讲授效果有关。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宋代“四书”经学教育形态论析

"四书"经学教育形态的萌生和确立,是二程、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发展重要的贡献之一。宋代"四书"经学教育教学的面向主要有二:一是士人群体;二是君王阶层。宋代"四书"经学教育形态确立了"四书"经典结构在宋元明清经学教育史中的主导地位,为元代"四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有利于理学"化民成俗"教育理念的实现。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的百年回响——唐文治和“无锡国专”论略

唐文治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经学家和理学家.作为理学家底色的教育家,他所任校长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交通大学）和无锡国专都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传奇.集工业教育先驱和国学大师于一身的唐先生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以《四书大义》和《十三经提纲》为代表,有独树一帜的经学成就,是晚近新“实学”的代表.《十三经读本》是他经学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无锡国专三十多年的探索是唐先生最辉煌的事业,在今天仍然有着值得深思的价值和意义.

王闿运教育思想的经学经世特征

王闿运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致力于书院教育。他素怀经世之志,心系晚清时局,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其教育思想有着显著的经学经世特征:学以见行,学以成事;通经致用;扶倾救弊。

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俞樾、阮元经学教育之比较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主持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长达30多年,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这些人活跃于江、浙地区乃至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安徽各地。他们或为山长,或任教职,或以官员身份引领提倡,从而扩大了汉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浙江地区更因之成为汉学的重要基地。在经学教育中,俞樾继承了阮元"尊经崇汉"的宗旨,并提倡"独得之见"和学术创新;同时尊重门生的学术取向,且重视求异思维的培养。

论明代蜀学家任瀚的学术教育思想

本文对明代任瀚的学术、教育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指出任瀚学术由博采百家到学宗程朱，最后"反求六经"，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则由任瀚开其端。晚年尤精研易学，深有所得，为明代易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任瀚工诗文，诸体兼备，言必有物，体现其政治、史学等思想；其教育思想因人造就，注重实用。由此可见，任瀚是明代中期"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朱熹经学之特征及其对中国经学、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经学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般说,自汉以后,经学是教育的基础和依据,教育以儒家经典及对经书的阐发为内容。朱熹作为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又是中国理学教育的系统总结者,毕生从事教育和经学研究,又把二者相结合,在对汉学的批评吸取和对宋学的继承发展中,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学思想,并对中国经学和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论教育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影响

教育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建构、思维模式定型、政治道路选择和文化心理取向。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一类知识分子接受正规化传统教育与非正规化西学教育，继续走科举致仕道路，依附皇权与官僚体制，遂主张君主立宪；对西学摄取缺乏深度，对传统文化批判缺乏力度。另一类知识分子则接受非正规化传统教育与正规化西学教育，传统经学意识淡漠，科举废后更中断与封建政权问的联系，因此主张反满革命；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刻，对传统文化批判亦能深入，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教育变革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但变革的不彻底也制约了知识分子完式领导中国杜会全面变革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