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想象力的强化 ——兼论现代山歌剧《红嫲》的服装设计

戏剧服装设计是舞台美术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强化舞台表现力的重要因素,服装设计师应当不断增强文化艺术底蕴,遵循戏剧性想象力的客观规律,帮助塑造角色,强化主题思想。

《红线盗盒》的影像与文本

影像所展示的视觉形象是一种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在梅兰芳留给我们的大量扮装照影像中,1927年的《北洋画报》和加州大学数据库保存的1930年访美照片都混淆了《红线盗盒》与《霸王别姬》。被认作“梅派之标准戏”的《红线盗盒》,存在诸多未解问题:昆曲红线与京剧红线的首演时间存在不同观点;访日演出的是京剧红线,但在日本销售的明信片却采用早期昆曲红线的扮装照。无论梅兰芳在世期间还是逝世后出版的各种剧本集,均无《红线盗盒》戏剧本,在整个梅氏回忆体系中,《红线盗盒》也几乎被遗忘。红线形象最具有标志性的符号是胸前绑着匕首,这要追溯到原始文本唐小说《甘泽谣》和梁伯龙杂剧《红线女》这两部文本,它们或许可对此装扮符号具有指导作用。

小说《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悲剧成因探析

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讲述的是西方宗教禁欲主义压制下的爱情悲剧。男主人公牧师丁梅斯代尔与有夫之妇海斯特·白兰犯通奸罪,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丁梅斯代尔选择一条自我惩罚的救赎之路。霍桑被誉为19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亦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开拓者,他从社会、道德和心理三个层面探析了丁梅斯代尔从罪恶走向灵魂解脱的艰难痛苦的内心演变历程,进而追寻了主人公长达七年的漫长救赎之路的成因。作者借用丁梅斯代尔的悲剧人生发出了对宗教压抑气氛的控诉以及对人性解放的呼吁,同时也揭示了加尔文清教派的狭隘性和它的精神统治对人们心灵的蹂躏和摧残,使读者对清教徒道貌岸然的虚伪本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解读

司汤达是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红与黑》围绕主人公于连,讲述一个普通人奋力抵抗社会、不甘平庸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主人公于连坚持不懈地与封建社会斗争,从到德·瑞那尔家中当教师,再到侯爵府任职,最终走向断头台。作者以细致的语言刻画于连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于连复杂多变的个性特征、利益至上的爱情观念、遗世独立的英雄情结、幻想破灭的悲惨结局。

云南边地风景的发现——以《红河之月》为中心

语言学家邢公畹的文学代表作《红河之月》,生动地呈现了1940年代云南边地绚丽多姿的画卷。对边地多重风景的发现,既强化了文本的文学性,亦极大扩充了文化蕴涵。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一开始所秉持的左翼立场有所变异,反思暴力和消弭矛盾,以及促进边地民族和谐团结,逐渐成为书写的重点。通过对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危机的镜像呈现,揭示了他们精神的内在矛盾。在风土书写中,多有移情因素的浸润,既使自然景观有所变异,又凸显了边地文化生态的复杂性。

乡土叙事中民间伦理书写的经典路径——基于《红高粱家族》与《边城》之比较

不同的乡土叙事路径折射出莫言、沈从文小说独特而异质的民间叙事伦理,两者“同途而殊归”。莫言对民间根部的生存伦理的追慕,始终建立在现实批判的基础之上,在《红高粱家族》中,时间意义上的“过去”构成了一种新型伦理秩序的精神来源。沈从文对边地人情与爱情的想象,则是在压抑现实中悲剧性因素的前提下,在对“过去”的永恒之美的体认中,隐隐地透露出一种知识者的悲悯。然而,《边城》中的“过去”所营造的伦理境遇却潜在地将读者引向伦理判断的虚空。在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伦理书写层面,这两种路径颇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

时代社会造就的悲剧人生:《红与黑》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研究

《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涉及生存价值及伦理道德问题的代表作,于连身上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其生命中的诸多矛盾,其中不仅有时代与个人的矛盾,也有个人性格的矛盾,更有人性层面的矛盾。于连试图反抗这些矛盾,但最终陷入不得不妥协、沉沦的境地,进而导致其悲剧命运的发生。结合《红与黑》的时代背景,从反抗与妥协交织的矛盾性格、个人与时代的博弈、人性中兽性与神性的博弈“入手”,深入分析于连的悲剧命运。

闽剧须生的唱腔特色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以教学剧目《红裙记-饯别》为例

《红裙记-饯别》是闽剧传统剧目,是闽剧须生行当的代表作之一,需要用须生独有的唱腔和表演风格来呈现剧中的人物形象,因此,其充分体现了闽剧须生的唱腔特色与艺术风格。闽剧曲牌【江湖】中的《江湖叠》在许多闽剧须生主演的剧目中都有出现,该剧在旧版基础上继承发展,使得这出唱、念、做、表俱佳的折子戏成为闽剧经典剧目的代表符号之一,因此,本文结合闽剧须生的唱腔特色与表演风格进行重点研究。

自我身份认同的丧失与构建——《红字》中的创伤叙事研究

从创伤理论视角解读霍桑的《红字》,可以发现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奇灵渥斯三位主人公都是创伤体验的受害者,三者受到“通奸事件”的影响,遭受了不同层面的心理创伤,并且在创伤中逐渐失去了自我身份的认同。面对这一情况,最终唯有海丝特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新构建,不仅实现了自我救赎,更是在救赎中获得了成长。归根结底,造成三位主人公创伤的根源还是17世纪保守的清教思想尤其是婚姻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霍桑通过精准捕获小说人物的心理,加上略为夸张的情绪表达描述,营造出的创伤氛围以及重点书写的海丝特救赎之路,激发人们的思考,倡导人们以善行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教导人们要勇于追求幸福与自由。

长篇语料的平行锚点匹配策略——基于《红高粱家族》中英文本自动对齐实验

平行语料库研究是近年来热门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并逐渐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平行语料库的构建需要人力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通过客观描述不同语言规律来提供研究文本的依据。然而在实践中,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语料自动对齐容易出错,特别是出现长篇双语常见对齐错误传播问题。对此,通过《红高粱家族》中英文本自动对齐实验,提出平行锚点匹配策略,其核心思想是利用多句强相似度将长篇语料进行区域划分。该策略能有效遏止对齐错误传播问题,准确率达99%,可为长篇英汉平行语料的高效构建和翻译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田沁鑫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改编策略与方法

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以演叙结合、“蒙太奇式”的时空组接,演员夸张的舞蹈化肢体表演等现代剧场语汇对小说原作进行改编,很好地体现了张氏小说的美学及语言特色,实现了对小说的再创造以及剧场化呈现。田沁鑫的改编策略和方法为现代小说的戏剧化改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红高粱家族》方言汉语文本和英译解构

依靠生态翻译学理论,基于英汉双语平行语料,研究《红高粱家族》方言中的粗话、俗语与谚语的汉语文本特征与英译策略。研究发现,俗语和谚语文本数量远大于粗话文本数量,说明原文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译文与原文保持生态平衡的文本数量比重较高,表明译文大多情况忠实于原文。译者在文化维度成功转换表现最好,而语言维度的成功转换表现最差。如果原文和译文保持生态平衡,三个维度需要全部保留。当原文和译文生态不平衡,三个维度全部转换失败的比例最高。就翻译策略而言,综合法使用的频率最高。

野玫魂的生机与生存:《红字》中的爱情悲剧探赜

《红字》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于18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白兰“婚内出轨”行为遭到当时社会的唾弃,并被佩戴上红色A字示众,在此过程中白兰仍坚定自我,坚守自己的“爱情”。白兰虽然“背叛”了婚姻,但她坚守住了自己的爱情。旧社会中女性的婚姻与爱情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父权社会压制下,多数女性走向没有爱情的婚姻“坟墓”,但在这样的社会中,白兰选择反抗,勇于追寻自己的爱情,在嘲讽、唾弃中刚毅不屈地活着,虽然其生命在多重打压下趋向灭亡,但其勇敢坚强、百折不屈、勇于追求自我的精神仍熠熠生辉。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红高粱》两种英译比较研究及启示

葛浩文英译的《红高粱》享誉海内外,人们想当然地视其为《红高粱》最早且唯一的英译本。事实上,此前已有中国译者翻译的《红高粱》英译本在国内出版。在社会翻译学理论观照下对《红高粱》两种英译进行综合对比考察,通过对翻译场域、译者惯习、翻译策略及译本特点的深入分析,探究两种英译成败背后彼此关联的各种因素及其运作规律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想要获得良好效果,既要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和文学价值,灵活处理文化差异,满足目标语读者阅读期待以传递文化共通性和文学魅力,又要在传播途径中寻找能够助力“走进”目标语读者的主流出版商。

民国名刊《红杂志》发刊词的文学史读解与评析

《红杂志》是一份创办并盛行于民国时期的小说专刊,在当时取得了辉煌的文学成绩和不俗的出版业绩,是推动民国小说新浪潮、文学新势力的助动力。该杂志不仅是“鸳鸯蝴蝶派”代表性的文学刊物,而且是面向新兴城市市民的消闲娱乐读物,成为集纳百家睿见之平台、荟萃小说菁华之园地、市民文化消费之前沿。作为“新诞”期刊登载在创刊号显要位置上阐述及表明该刊性质、宗旨、旨趣、志向等的总领性文章,发刊词是编辑同人在读者面前的“文采首秀”和“集体亮相”。通过对《红杂志》“统领式”发刊词的读解与论析,有助于读者加深对杂志的了解和情感,并能帮助其迅速扩大文化影响。综稽杂志发刊词的视域,它为读者们精心构建起一个人群熙攘鼎沸、人间烟火气浓的世俗文化世界,翔实完整地记录下彼时社会大众丰赡多姿的阅读活动与精神面貌,为当代了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大中城市市民生活的原本风貌和文学创作的真实状态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

困境中的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红字》的解读

《红字》作为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自发表以来男女主人公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的内心冲突和复杂的人物性格就引起广泛关注,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因为犯下通奸罪而面临着人性欲望和信仰的冲突。文学伦理学批评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觉,本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男女主人公的伦理身份、面临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进行分析,发现陈腐的清教伦理对人性的压抑,但作者霍桑并不仅单纯地批判了陈腐的清教伦理,而是探究人们在违反社会规范后所面临的困境和选择,以此警示和告诫后人遵守社会伦理规则。

精神分析视角下小说《红王妃》悲剧解读

《红王妃》是当代英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代表作之一,小说第一部分描述了18世纪韩国著名王妃的悲剧人生。本文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从俄狄浦斯情结和无意识学说的角度解读王妃的悲剧成因。王妃悲剧主要是由其丈夫思悼王子和国王英祖之间的对抗造成,而造成父子关系对抗的正是心理学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和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是男孩成长过程中必须面临的心理现象,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对男孩成长至关重要。

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生命力之歌

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突破了多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以崭新的视角开始对人的本身进行探讨。他的小说充满了对生命力的探索与歌颂,在探索中更接近人的本身。本文将从“性”意识、主要人物性格、无差别叙述这三个维度对小说中生命力的表现进行探究。

《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分析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以19世纪的法国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政治状况与社会风貌。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青年,怀揣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渴望,踏上了波澜壮阔的政治舞台。于连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角色,他的形象展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人性和命运的深刻思考。本文将通过对于连形象的分析,探讨他在小说中的角色定位、性格特点以及对现代的启示意义。

超越和扬弃——以《红高粱》和《平原枪声》为例,浅析新历史主义 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异同

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随着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新历史主义小说崭露头角。这一流派创新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本文以《红高粱》为例,将其与背景相似的革命历史小说《平原枪声》进行对比,分析新历史主义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写作技法和中心思想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比较,探讨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在何处,为何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