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视角下《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翻译家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对比,探讨在叙事学框架下译者的决策过程和策略选择。研究发现,杨宪益注重外貌描写,霍克斯注重内在性格和情感表现,这反映了两位译者在叙述要素上的取舍和权衡。总体而言,叙事学理论为理解《红楼梦》翻译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对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的“一点”英译研究--以霍克思、闵福德《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汉语量词“点”表示不定小量,在历时演变中发生语义泛化。在“一点”量名结构中,“一点”较少突显名词所指事物的属性;而相应的英语表达可突显事物的多维属性。本文依据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以霍克思、闵福德《红楼梦》英译本中“一点”的英译为例,探究译者的认知过程。研究发现,在“现实—认知—语言”的翻译再建构中,译者对原文的语境内外关系进行重新评估(现实),按译语规约对名词所指事物的某种(些)属性进行有意识突显(认知),使译文(语言)有了新的认知特征。

《红楼梦》霍克思译本中“哭”系词翻译补偿策略研究

《红楼梦》霍克思译本是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理想窗口,对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使用《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工具,对《红楼梦》及霍译本前80回文本中的“哭”系词进行词频检索,分析霍克思在译“哭”时关于“零补偿(完全对译)”“部分补偿(显性括号加注和隐性深度增益)”和“全补偿(替换和省略)”这三种翻译补偿方法的运用,同时基于对相关副文本的研究,管窥霍克思潜藏在翻译补偿策略背后的跨文化意识。

知识翻译学视角下的《红楼梦》(节选)英汉译本对比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庆祝成立95周年大会上涌现出的新亮点——四个自信,其中就包括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就成为现在一个热门话题。而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其中用词表达要求格外严谨。《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自问世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占据较高的地位,该书蕴含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医学价值、食疗价值。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也屡见不鲜,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研究最为广泛的是杨宪益、戴乃迭译英文版和霍克斯、闵福德译英文版《红楼梦》。《红楼梦》的英译极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本文从知识翻译学理论视角下就“真”“善”“美”原则分析《红楼梦》两版英译本(节选)内容,在文章独特用词和表达方面,试图为其它相似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新思路。

目的论视角下《红楼梦》英译本中岁时节日翻译的对比分析

本文从目的论视角出发,以杨宪益和霍克斯两版《红楼梦》英译本作为语料,选取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腊八节的英译作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探究不同的翻译目的如何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并根据目的论三原则对译文进行评价。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中国饮食文化的英译对比研究——以《红楼梦》杨、霍译本为例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拥有多语种多版本的译本。对《红楼梦》各译本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深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翻译研究中,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中名目繁多的珍馐餐食均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缩影。因此,本文选取最具权威性的两部《红楼梦》英译本,根据以往研究对《红楼梦》饮食的总结,从中筛选出143种食物指称,并借助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查阅了这143种食物指称在杨、霍译本中的英文表述。基于体认翻译的三层次观和两范畴法,对比研究了这些食物指称在上述两译本中的具体翻译思路。研究发现,从单一范畴来看,两译本对食物的翻译主要聚焦于语言层面,其次为认知层面,最后为现实层面;从融合范畴来看,两译本对食物的翻译则多集中在语言层面与认知层面,极少使用语言层面与现实层面以及认知层面与现实层面。

国家翻译能力视域下中国文学翻译实践能力研究——以霍克斯译本《红楼梦》为例

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观念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凸显出其重要性。中国文学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分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整个中华文化外宣工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文学中特有的民族文化特征的翻译处理不得当是造成中国文学译本在海外传播不够理想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文学译者,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实践主体,他们的翻译实践活动直接受自身翻译理念的影响,与时俱进的译者翻译理念是提升其翻译实践能力的前提条件,也是有效途径。霍克斯译本《红楼梦》在海外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文化传播。该文以提升译者翻译实践能力为出发点,通过分析霍克斯在《红楼梦》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翻译思想,探究培养译者与时俱进的翻译理念对其文学实践能力的提升作用。

伊藤漱平日译本《红楼梦》的茶主题翻译

本文以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中涉茶主题翻译为切入点,聚焦《红楼梦》茶品、茶器具、茶泡饭、茶礼仪、茶诗的日语翻译及注解。通过展现日本译者对《红楼梦》涉茶主题的翻译内容及策略,阐明日语翻译本中所体现的中日两国在茶文化上的共通之处。

异文化背景下《红楼梦》日译本中古典服饰翻译简析——以伊藤漱平和松枝茂夫的全译本为例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衣冠古国”,在漫长的文化繁衍中,服饰文化一直是代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红楼梦》中所展现的传统服饰之民族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在翻译当中往往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为此,该文将以伊藤漱平和松枝茂夫的《红楼梦》日译本为例,着眼于其浓墨重彩的服饰描写部分,根据古典服饰特点将其分为色彩、图案、样式、质地、工艺5部分,对比原文和译文两方如何融入中日相异的文化背景,展现在不同文化视角下翻译的共通之处。以文化输出为目的,深入探究中国传统服饰的特征及其翻译方法。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俄译本译语特征研究——以复合言语动词“笑道”为例

《红楼梦》俄译本是汉俄翻译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中蕴藏了大量汉俄语言转换的机制和技巧。本文以《红楼梦》对话描写中的复合言语动词为切入点,在自建《红楼梦》汉俄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源语“笑道”在俄译本中的译语特征进行了描写,对其背后的语义转换机制和译者行为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笑道”的语义在译文中呈现出强烈的多元化趋势,且转换模式丰富,源语和译语之间的语义非对称性特征突出。源语规范和译入语规范是影响译者选择的重要因素,译者始终在努力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阐释间距与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的演化

阐释间距产生阐释张力,而阐释者为了消除张力必然会展开有意识地阐释行为。伊藤漱平在其近五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三次改译《红楼梦》日译本,为《红楼梦》的翻译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作为源文本的读者、译者和阐释者,伊藤漱平对“阐释间距”的理解孕育出独特的阐释意识和阐释行为。本研究通过考察伊藤《红楼梦》日译本中阐释间距的意识、逐步“雅化”的局部以及对文眼的阐释,概括出其阐释从局部到整体,又由整体回到局部,呈现出不断循环、从未完成的特征。其译本在一次次改译中得以完善和升华,实现了译文的演化。

帕纳秀克《红楼梦》俄文全译本底本问题刍议

20世纪下半叶,由苏联汉学家帕纳秀克翻译完成的两版《红楼梦》俄文全译本相继问世,但就俄译本所采用的中文底本,译者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并且长期以来底本问题也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使得关于此问题的偏误认识延续至今。本文从具体的中俄文文本对照分析出发,详细考察了底本差异及译者的相关处理,得出如下结论:帕纳秀克所译《红楼梦》的参照底本并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校注本,而是在程乙本的基础上参照了亚东重排本翻译而来。其中1958年版《红楼梦》俄译本中的诗词部分仍以程乙本中的诗词为底本,保留了程乙本中的原有内容,但1995年版俄译本中的诗词部分并非完全从程乙本翻译而来,而是与脂评本互为观照下的翻译成果。

杨宪益和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以三十三回为例

在众多《红楼梦》英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与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种译本在小说题目、章回目录、叙事策略等方面运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因而在成文风格及读者体验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翻译方法,在意义和形式上尽量与原文对等;霍译本在译出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更多强调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红楼梦》法译本谶语的翻译方法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法国的译介和传播已历时近1个世纪。谶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神秘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技巧之一。谶语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在小说第五回尤为集中。本文以李治华、雅歌夫妇翻译的法文本《红楼梦》为研究对象,引入生态翻译学理论,通过分析第五回中作者应对别名法、谐音法、拆字法和双关法4种谶语的具体译例,研究译者在处理不同类型谶语时所使用的不同的翻译方法及其翻译效果,以期对中国古典小说在域外的译介和接受有所助益。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红”系颜色翻译研究——以杨译本、霍译本为例

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吉祥、喜庆、富贵及热闹等象征意义。《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书中也运用了大量的“红”系颜色。本研究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统计《红楼梦》中与“红”系颜色有关的词语出现的频率,并从服饰、诗词、书名、地名四个方面对杨译本与霍译本中“红”系颜色的英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译者的文化观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对译者的翻译观产生一定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充分考虑到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评《红楼梦》法译本人名翻译的翻译策略

人名翻译向来是翻译的一个难题,中方起名和西方不太一样,西方多以宗教为背景,人名只是一种符号,但在中国,人名都具有象征意义,特别是在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名字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有的反映了人物的性格,有的预示了人物的命运。这些差异导致了双方读者在阅读外国文本时不能很好的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意图。本文将对李治华先生《红楼梦》法译本中的人名翻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评析,寻找向外国读者传播中国文化更好地翻译策略,打开中国小说的海外市场。

《红楼梦》邦索尔译本回目之美感再现

翻译学与美学的结合为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回目从功能上讲是全书的一个楔子,从语言上讲是全书美感的缩影。邦索尔神父作为全译《红楼梦》一书的第一人,在回目上再现了原文巧夺天工的语言美、物我两忘的意境美、活灵活现的形象美和自成一家的风格美,潜移默化中为后来者指明了翻译方向,为中华璀璨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考证

在《红楼梦》英译史上,乔利译本第一个带有真正的全译性质,是承上启下的重要译本。然而,学术界鲜有研究该译本的文献著作。本文借鉴红学和翻译学的研究成果,从译本序言和译本正文两方面对照多个原文版本和译本进行了考证,证明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是以程甲本为祖本的王希廉评本。本文希望以此为开端,推动对该译本的深入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宽《红楼梦》翻译研究。

对《红楼梦》杨宪益译本异化策略的文化思索

杨氏夫妇所译的A Dream of RedMansions一直以其鲜明的文化价值而著称,而这主要是与其所采用的异化策略分不开的。异化策略有助于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异化策略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发展交流。

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体现

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红楼梦》翻译中的体现是不同的,霍克斯通过翻译体现了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张扬,维护了解构理论;杨宪益夫妇则实践了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抑制,消解了解构理论,维护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