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希腊文译本述略

《红楼梦》希腊文译本迄今只有一个,是直接从王际真60回增译本1959年的一个英国版本转译而成的。希腊文译者不为人所知。希腊文译本结构上较之王际真英译本有所删略。在希腊文译文方面,可能由于译者机械套用威妥玛英文汉语拼音和希腊文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从而导致了专名音译时出现了不少标音混同现象,在此基础上还滋生了很多排版舛误,由此可能严重影响希腊语读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正面接受。

《红楼梦》锡伯文译本述略

《红楼梦》锡伯文译本由锡伯族学者穆旭东译编,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对《红楼梦》锡伯文译本特征的梳理,专名类型迻译的探讨,文字舛误和翻译问题的整理可了解锡伯文翻译方面的特点,为翻译学的跨语种理论建设提供新的材料支持。

隐性权力话语对译者的影响——试论两个译本对《红楼梦》中文化信息的不同处理

隐性权力话语对译者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译者面对文化差异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隐性权力话语又受着诸多文化因素的制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杨宪益和霍克斯的两个译本对《红楼梦》中文化信息的不同处理具体来看这种影响及其背后的文化成因。

《红楼梦》哈萨克文译本及其研究综述

《红楼梦》的译介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内容涉及《红楼梦》在国际外国语言和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与传播。我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红楼梦》少数民族译本众多。然而迄今为止,对《红楼梦》的译介研究大多集中在海外译本上,对少数民族译本的相关研究则屈指可数,尤其是对于哈萨克文译本,目前少有学者进行详细整理和探讨。本文在收集整理《红楼梦》哈译本及其译者生平资料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阐释间距与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的演化

阐释间距产生阐释张力,而阐释者为了消除张力必然会展开有意识地阐释行为。伊藤漱平在其近五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三次改译《红楼梦》日译本,为《红楼梦》的翻译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作为源文本的读者、译者和阐释者,伊藤漱平对“阐释间距”的理解孕育出独特的阐释意识和阐释行为。本研究通过考察伊藤《红楼梦》日译本中阐释间距的意识、逐步“雅化”的局部以及对文眼的阐释,概括出其阐释从局部到整体,又由整体回到局部,呈现出不断循环、从未完成的特征。其译本在一次次改译中得以完善和升华,实现了译文的演化。

《以斯帖记》希腊文A译本1—3章对波斯王的历史记忆

《以斯帖记》希腊文A译本是希腊化世界与犹太传统相碰撞的历史产物,常呈现与原有的希伯来传统不一样的历史记忆。关于犹太译者对故事中波斯王亚哈随鲁所持的态度,学者评价不一。对照M文本、B译本第1—3章解读A译本的对应章节可知,希腊文A译本之译者实有贬抑波斯国王之嫌。译者透过文字游戏,将波斯国王、宫里太监、反犹者哈曼置于同等地位,形成一组与犹太主角对立的阵营,进而影射对希腊化时期犹太民族并不友好的历史大环境。不同于希伯来传统对波斯君主所持相对正面的态度,A译本之译者对亚哈随鲁的刻画更符合同时代希腊知识精英对波斯帝国的想象。

《以斯帖记》希腊文A译本2:1-18之希伯来文母本

对了解《以斯帖记》古代流传史尤为重要的抄本类型主要有三:收录于犹太教正典的希伯来文M文本、存于天主教次经的希腊文B译本,以及风格独特的希腊文A译本。学者们对A译本背后的希伯来文母本(Vorlage)有着两种不同的想象,“原文派”认为,A译本之母本比M文本更贴近希伯来原文;“自由派”则主张,A译本的独特性质均为译者的自由发挥所致。本文聚焦《以斯帖记》A译本2:1-18,透过文本对勘方法,论证“原文派”观点的合理性,从而呈现希腊化时期希伯来文经文书卷尚未定型的状况。

《伊利亚特》中译本的评价与选择

《伊利亚特》是极其优秀的经典著作,由于原文是古希腊文,绝大多数读者不可能直接阅读,因此中译本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伊利亚特》译本众多,甄别、筛选出高质量的版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伊利亚特》常见的中译本进行分析、比较和评价,就显得十分重要。文章通过对若干种常见译本的比较研究,发现其各具特色,尤以陈中梅译本、罗念生和王焕生译本为佳。

“原文新约”应用程序的元素与愿景(附使用指引)

“原文新约”是一个专为华人读者设计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集成了译文阅读、原文对照、即时查词三大功能。本文首先介绍了该程序设计的基本要素,即作为目标文本的校订版希腊文《新约》(28NTG)及其形成背景,相匹配的《新约希腊文词典》及其特色,以及结合前两者、作为居间媒介的中文译本。在此基础上简述了“原文新约”的愿景,即辅助华人读者进行原文解读。未了,附图示及解说,展示现阶段开发完成的模块及相应功能。

《红楼梦》诗词翻译与中越文学交流

由于中越文学之间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越南翻译《红楼梦》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体现在对诗词的翻译上。越南古典诗歌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汉文诗歌和喃文诗歌两大系统并存,且都深受中国诗歌影响,这使得越南文人富有翻译汉文诗歌的传统方法和经验。《红楼梦》的越南文译者在诗词体裁的处理、意境的处理及典故的处理等方面都继承了前人翻译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的传统,因而能在短时间内成功翻译这部包含众多诗篇的中国名著。本论文以武佩煌小组的全译本为例阐述了《红楼梦》诗词越南文翻译的某些特点及个中缘由。

北欧日耳曼语《红楼梦》迻译巡礼

本文介绍了笔者近来驻足欧洲了解到的《红楼梦》四种北欧日耳曼语言译本,包括瑞典文全译本和挪威文、丹麦文、冰岛文的摘译,它们多是近年来新近涌现的《红楼梦》译本,而且其具体信息几乎从未为中文学界所了解。据此我们已知北欧五国的通用或官方语言都有了《红楼梦》的译本,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文化近年来在世界性传播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祷告的人生(六)

阿摩司的祷告 “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摩7:2,5) 阿摩司是一位先知。先知是以色列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从政治上看,先知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了如指掌,能正确地预测未来,能适时地指出民族的危机;从宗教上看。

敬拜

“敬拜”是圣经中一个很古老的名词了,其原意是,用内心的敬仰与尊重,在外表的行为表现出真诚、诚实的态度 不论是人或天使,敬拜的对象只能是一位,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上帝也多次特别强调:除了他以外,不可另拜别神,因为根本也就没有别的神,所以有不少“假神”,是人用许多东西“取代”了真神而已 因此,敬拜形成圣经中很独特的观念,不只指宗教仪式的一种,更是要人专心认定独一真神。

笑之闪电

笑,在本质上是一种禅悟,一种超越。 希腊文“笑”(geiao)的本意,就是“照耀”

自牧(四)

《启示录》称圣灵为“七灵”，不是说圣灵有七位，乃是说圣灵的作为有七个方面，有如七盏火灯，点燃在宝座之前（启4：5）。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的《以赛亚书》提及耶和华的灵住在基督身上时，也是使他具有七个方面的“灵”，这就是“敬虔的灵（和合译本缺），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迟来的爱——谈《约翰福音》11章5节至7节的翻译

圣经中神的话语是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成。为了让每个信徒都能够研读神的话语,译经事工就不可或缺。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更新、发展,因此即便在同一语言中也会有不同的圣经版本出现,中文圣经也是如此。近年来中文圣经新译本的翻译事工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汉语圣经协会所主持翻译的新汉语译本就是其中之一。经协商,基督教全国两会将在近期出版和合本与新汉语译本的对照版,为众肢体灵修研经提供新的参考。在此,我们特刊出一篇根据此版本对照后而写的灵修短文,以飨读者。

杨宪益的《译余偶拾》与打油诗

翻译家和诗人是杨宪益先生广为人知的两个“头衔”。他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赴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1940年与未婚妻、牛津大学同学英国姑娘戴乃迭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半个多世纪里，夫妇二人联袂将中国史学、文学名著《资治通鉴》《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楚辞》等译成英文，同时完成了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等外国名著的中译本，为促进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他的“打油诗”，“一是朴素清新的俏皮，二是沉痛伤心的笑谑”（黄苗子《说杨诗》），更为读者击节称赞。

杨宪益:我的“文革”岁月

山雨欲来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听说我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翻译过一些希腊、拉丁古典著作,希望我能把"荷马史诗"翻译出来。

《圣经》翻译史话

《圣经》一名的由来"圣经"(Bible)一词源自希腊文 biblia,意即"一组小书"。它不是一本书,而是许多卷书的合订本,是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著作汇编。《圣经》本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经典的总称,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圣经》一般是指基督教的经典而言。《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故今本汉文《圣经》称《新旧约全书》。《圣经》的前一部分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后为基督教所承袭,称为《旧约》;后一部分称《新约》,乃基督教所独有。

西方翻译史话

古代至中世纪古代遗留下来的最著名的翻译文献,无疑要算罗塞达碑刻了。罗塞达碑镌刻于公元前二世纪,但是在公元1799年才发现。此碑的发现为解释古埃及象形文和揭开古埃及的奥秘提供了线索和钥匙,因为碑上不但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和稍后的俗体文两种字体书写的碑文,而且还刻有该碑文的希腊文译文。然而,罗塞达碑刻还不是正式翻译的最早见证。远在公元前三千年,亚述(Assyria)帝国的统治者萨尔贡(Sarson)就常喜欢叫人通过翻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