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理论下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以《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为例

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为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应该分别实现对宏观交际语境和微观语言语境的动态顺应。归化和异化是实现动态顺应的翻译策略,直译和意译则是翻译方法。《红楼梦》的杨宪益译本为顺应论视角下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成功选择提供了例证。

叙事学视角下《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翻译家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对比,探讨在叙事学框架下译者的决策过程和策略选择。研究发现,杨宪益注重外貌描写,霍克斯注重内在性格和情感表现,这反映了两位译者在叙述要素上的取舍和权衡。总体而言,叙事学理论为理解《红楼梦》翻译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对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的“一点”英译研究--以霍克思、闵福德《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汉语量词“点”表示不定小量,在历时演变中发生语义泛化。在“一点”量名结构中,“一点”较少突显名词所指事物的属性;而相应的英语表达可突显事物的多维属性。本文依据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以霍克思、闵福德《红楼梦》英译本中“一点”的英译为例,探究译者的认知过程。研究发现,在“现实—认知—语言”的翻译再建构中,译者对原文的语境内外关系进行重新评估(现实),按译语规约对名词所指事物的某种(些)属性进行有意识突显(认知),使译文(语言)有了新的认知特征。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中国饮食文化的英译对比研究——以《红楼梦》杨、霍译本为例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拥有多语种多版本的译本。对《红楼梦》各译本的翻译研究有助于深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翻译研究中,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中名目繁多的珍馐餐食均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缩影。因此,本文选取最具权威性的两部《红楼梦》英译本,根据以往研究对《红楼梦》饮食的总结,从中筛选出143种食物指称,并借助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查阅了这143种食物指称在杨、霍译本中的英文表述。基于体认翻译的三层次观和两范畴法,对比研究了这些食物指称在上述两译本中的具体翻译思路。研究发现,从单一范畴来看,两译本对食物的翻译主要聚焦于语言层面,其次为认知层面,最后为现实层面;从融合范畴来看,两译本对食物的翻译则多集中在语言层面与认知层面,极少使用语言层面与现实层面以及认知层面与现实层面。

杨宪益和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以三十三回为例

在众多《红楼梦》英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与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种译本在小说题目、章回目录、叙事策略等方面运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因而在成文风格及读者体验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翻译方法,在意义和形式上尽量与原文对等;霍译本在译出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更多强调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体现

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红楼梦》翻译中的体现是不同的,霍克斯通过翻译体现了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张扬,维护了解构理论;杨宪益夫妇则实践了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抑制,消解了解构理论,维护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

论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节庆民俗词汇的文化传译

节庆日以及节庆民俗词汇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中国的节庆盛典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往往是异族文化所缺失的。《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杨宪益、霍克斯译本,对大量的节庆日以及节庆民俗词汇进行了各自认知的翻译。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桥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原则以及对源语文化的认知,都会影响其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选择。如果要将那些有着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民俗词汇完美地传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出现文化流失现象,是乎近不可能的;所以,译者就是要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在不完美中寻求完美,以搭建文化传播的桥梁。

从杨宪益《红楼梦》英译本看异质文化的文学翻译

本文从翻译技巧和精神情韵两个层次分析了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认为在异质文化语境下,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应该对语言转换、原作的文化思想内涵和译作接受者的文化观念等因素都要统筹兼顾。

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探索——以邦斯尔与杨宪益《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以目的论为指导,对比邦斯尔及杨宪益《红楼梦》英译本在不同翻译目的下分别对语言、物质、社会文化负载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从而对典籍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进行探索总结,以期希望能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贡献绵薄之力。

从《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看官职翻译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沉淀为我们留下了诸多优秀的文化。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下,要想保持民族文化的先进性,我们不仅要吸收他国的优秀文化,更应该让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翻译不仅是一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艺术,更是促进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在文化外译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题材的典籍史料等不胜枚举,其中涉及的官职随着朝代的更迭变化,上至先秦下至清末,庞大而复杂的官制体系更是给外译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文章以《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及霍克斯英译本中的官职译文为例,简要探讨官职英译。

试析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中的几首诗

试析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中的几首诗吴世儒众所周知，《红楼梦》真实、深刻地描绘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由于思想内容上的特殊意义和艺术创造上的卓绝成就，这部伟大杰作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从所有中国明清两代文艺作品来看，没有哪一部能够像《红楼...

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技巧赏析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红楼梦》所写《前言》中,称赞“《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足以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的确如此,《红楼梦》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甚至不同人物所写的诗词都带有明显的个性烙印。《红楼梦》的情节并不惊险曲折,仿佛全是封建大家庭里主仆儿女间生活细节的描绘,但高超之处在于作者把那么多人物的活动(包括心理活动)倾泻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来表现,显得错综复杂,五彩缤纷。作者的语言艺术极其精湛,书中涉及的生活面又十分广阔,

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考证

在《红楼梦》英译史上,乔利译本第一个带有真正的全译性质,是承上启下的重要译本。然而,学术界鲜有研究该译本的文献著作。本文借鉴红学和翻译学的研究成果,从译本序言和译本正文两方面对照多个原文版本和译本进行了考证,证明乔利《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是以程甲本为祖本的王希廉评本。本文希望以此为开端,推动对该译本的深入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宽《红楼梦》翻译研究。

《红楼梦》霍克思译本“红”英译问题辨析

《红楼梦》霍克思译本因"改红为绿"现象广为学者诟病,本文利用"《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细致比对原作前80回近500个"红"字以及霍克思译本的相应英译,发现霍克思译文并不存在很大问题。从不存在歧义的"红"字到已不具本义的"红"字,再到目的语中无法理解的"红"字,霍氏针对不同情况做出了不同的处理,直译为主,意译为辅,万不得已才改译。"改红为绿"实际只出现在"怡红院""怡红公子"二词的翻译上,其背后的原因应是译者误读了"怡红"中"红"之所指及"怡红快绿"短语的结构。

称谓语翻译的文化接受视角——《红楼梦》英译本与《京华烟云》中部分称谓语使用对比分析

同样的汉语称谓语,在《红楼梦》英译本与《京华烟云》中却受到了不同的处理,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同样的称谓语在两个文本中含义不同,而在于译者(作者)在个体前置意识的作用下对其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并对词语做出了不同的选取。林语堂先生的处理方式,即对一般指称语以解释的方式表达,而对直接称谓语则采取音译的方式,这更利于期待视野转变与文化传播。

《红楼梦》及英译本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自1980年代出现两部完整的《红楼梦》英译本以来,对原著及其英译本的研究在1980-2006这26年间逐渐形成热点。研究的方法、领域及研究成果逐渐扩大,尤其在最近5年间,其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现象。本文通过对近26年在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的研究,总结了在中国对《红楼梦》及英译本的研究现状,期望对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

《红楼梦》英译本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目前《红楼梦》的全英译本有霍克斯译本和杨献益夫妇译本。在有关文化因素翻译的处理上,霍译本主要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而杨译本则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本文结合实例分析认为,尽管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却实现了各自的目的。

略论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特色

《红楼梦》因其本身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要求译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力,霍克斯先生的《红楼梦》译本运用归化法来解决语际间的文化差别,运用重组法来弥补译本意义上的不足,运用增译法来烘托原文本中字里行间的意境,运用转换法来消除文化梗阻所造成的语意隔阂。《红楼梦》的翻译研究有助于在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文艺美学和翻译诗学等方面有所发现,为翻译学的建设和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从根本上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文化的多样性给翻译带来了诸多困难。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包括思维方式、习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等进行处理,一直是翻译工作者关注的问题。译者应使译文尽可能传达原语的文化内涵,也要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力和理解力,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