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治到大正时期日本《红楼梦》评论热潮

日本的《红楼梦》评论是《红楼梦》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的最终产物,评论的质量与数量代表着日本学界接受的水平与特征。从明治时代到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红楼梦》在日本激起两次评论热潮,当时顶尖中国问题研究者参与其中,对于小说思想意义的讨论超越了单纯的文学研究范畴,延伸到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中国国民性讨论等更具战略性和宏观性的问题。从历史的时间线上看,越趋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学界对《红楼梦》思想意义的认可度就越低,这种趋向保守的变化显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中国研究学界强烈的时代意识与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的实用主义倾向。

论战后日本《红楼梦》评论热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伴随着日本社会主义左翼思潮运动,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从《红楼梦》中引申出民主主义,这也成为战后初期的日本学界主流观点,与战前的“色空观”的主旨定性大相径庭。这与战后日本社会左翼运动兴起、思想界如竹内好、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谋求解决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思想有照应关系。但七十年代左翼思潮退却后,评论界相继衍生出“唯美主义论”“仙女下凡论”“性同一性障碍者创作论”。进入新世纪后,评论界开始生产基于个人的主观、脱离清代文化环境的研究,这与日本在后现代社会中权威的消解和碎片化相关联。这种新的阐释模式,既脱离了中国源语文本与历史,也背离近代日本中国学一贯的、以探索中国社会真实面貌为目标的研究导向。

重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发表于《教育世界》的《〈红楼梦〉评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或引用其中的观点重新评价《红楼梦》,或把其作为学术著作加以评论。有的加以痛斥,有的褒扬有加。如果把该文还原于历史,就会发现该文是一篇以中外理论为基础,并与当时理论界紧密结合,批驳偏激,阐明个人理念的学术论文。

《红楼梦》女性形象在日本的评论与建构

日本百余年间的《红楼梦》评论史上,针对女性群像的认识与讨论始终是研究热点之一。但是长久以来,评论只以贵族美女为研究对象,站在男性立场,多数论者以“男性凝视”物化女性,并未从女性问题上升到社会思想、革命思潮看待小说。此种倾向也投射到面对社会大众的简缩本的女性形象改写中。除战后五六十年代受左翼文学观影响的评论自觉地把女性问题作为社会压迫的反映面外,多数评论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以个人的生命体悟与自身生活态度为基台评述女性群像。特别是新世纪20年来的评论尤为如此,表现出有意而为之的“去政治化”的学术姿态。

《红楼梦》的“好了歌”与破了产的“四人帮”

反党野心家江青在向某外国作家的“谈话”中,把自己吹嘘为马克思主义的“红学家”。她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吹嘘自己是建国以来开展《红楼梦》评论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其实,江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她在《红楼梦》研究中散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直接违抗毛主席对《红楼梦》

《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一次革命——从以第四回为纲谈起

《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还是一部爱情小说或描写其他题材的小说，关键在于确定哪一回为全书的总纲。读《红楼梦》究竟应以哪一回为纲，一直是《红楼梦》评价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

李希凡最新著作《红楼梦艺术世界》出版

李希凡最新著作《红楼梦艺术世界》出版从１９５７年《红楼梦评论集》问世以后，李希凡先生除了公务之外，集中研究了《三国演义》等小说的人物形象，出版过《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其后又集中精力研究了鲁迅著作，出版过《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和《〈呐喊〉〈彷...

谈薛宝钗之德

谈薛宝钗之德崔云在《红楼梦》贾府中，薛宝钗一向以品德端方，温柔贤淑的美德而得上下人等的称许。上层人物中，不仅贾母喜欢她，王夫人喜欢她，连回家省亲的贵妃元春，也一眼看中其品貌举止，选上她作为自己爱弟的妻子，下层人物中丫环婆子爱戴她的宽柔待下，连几乎人人...

扬黛抑钗倾向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清张其信《红楼梦偶评》曾说:“其笔下之作用,则以意淫二字为题,以宝玉为经,宝钗、黛玉与众美人为纬。一经一纬,彼此皆要组织,妙在各因其人之身分地步,用画家写意之法,全不着迹,令阅者于言外想象得之。……其组织黛玉处,虽是写意,尚属实写明写,人皆看出,故有《后》、《续》等书。若宝钗一面,则虚写暗写,比黛玉一面,更觉无迹可寻。其实美人中以宝、黛二人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