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阶级话语与人性言说——《红豆》《第四十一》“跨阶之恋”叙事比较谈

百花文学代表作品《红豆》与俄国作家拉夫列尼约夫于1924年发表的《第四十一》两篇文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跨阶之恋”这一题材模式——一对立阶级青年男女“情投道不合”终致生离抑或死别结局,来书写革命女性扬弃私人小爱、皈依集体大我的神圣时代命题。两部作品于文本内外鲜明的互文性使得指向“阶级性”与“人性”话语运作及呈现形态异同的对照讨论成为可能。借此,本文由所涉概念的历史脉络切入,力图探询阶级话语是如何在异质同构中塑造了两篇文本的显在主题动机,而在场域设置、结构布局、叙事视点、修辞表达等具体叙事运作中“人性”话语的介入又何以使个体感性形象大于革命理性、使爱情审美化肉身化一面逸出政治寓言。阶级和人性话语来往回合、交锋联袂所塑就的多重暧昧叙事形态,可以被视作一种意味深长的症候式表达,宗璞与拉夫列尼约夫殊异的话语资源背景亦使之传递出不同艺术质地的情感回声。

浅析与评价《红豆》中的爱情观

宗璞是当代学者型的女作家。《红豆》是她开始受到文坛瞩目的成名作。描写解放前夕女人学生江玫在革命与爱情间抉择的小说,呈现当时社会政治背景下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内心挣扎,江玫代表了当时一批独立有主见,忧国忧民的进步女性的思想,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属于悲伤、凄美、有情人难以终成眷属的爱情,因特殊时代家庭背景,造就了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外显与潜隐间的犹疑与冲突——论《洼地上的“战役”》《红豆》的创作心理

在国家叙事形态的语法框架下,以路翎为代表的已成名作家体现的是一种犹疑心态,他们仍然不肯完全舍弃私人情感的语义表达;宗璞代表的是初登文坛却带有"原罪"的作家群体,她仓促地将爱情与革命设置为尖锐的对立状态,以期完成自己身份的救赎。路翎和宗璞在思想上改造自己的急切和为自己身份正名的焦虑,体现在《洼地上的"战役"》《红豆》中就是先行的时代主题与压抑的个体话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写作上的"瑕疵"反映出知识分子在艰难蜕变过程中对个体话语的下意识地坚守,也反映了作家创作心理的矛盾心态。

中国现代诗的“飞地”——被遗忘的香港《红豆》现代诗群

1933—1936年,香港的《红豆》汇集了一个港粤现代诗群,这个诗群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与20世纪30年代内地现代诗运动有密切联系,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知名诗人。可惜的是,《红豆》杂志一直隐而不现,未曾引起国内诗歌研究界的注意。

政治意识与人性的悖论、融合——解读《红豆》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复杂微妙。文学既不能单纯成为政治的传声筒 ,又不能成为脱离生活意义的纯文学。产生于特定年代的《红豆》既囿于一定的政治环境 ,又对人性有所丰富和发展。为此应给予《红豆》客观的评价。在题材上 ,既是对 30年代“革命 +恋爱”主题的延续 ,又是对十七年文学中 ,描写革命战争或现实生活 。

“荒漠”中的人性之花——《百合花》、《红豆》的人性美

"十七年文学"作品带有阶级斗争的烙印,政治斗争充斥其中,人性几乎从这些作品中消失殆尽。由两位女作家茹志鹃、宗璞分别创作的《百合花》、《红豆》却以其人性美,拒绝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心灵、情感的"荒漠化",是开在文学"荒漠"中的人性之花。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红豆》——被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

宗璞小说《红豆》自问世,或以"革命VS爱情"解释,或以"革命&爱情"解释,或发现其中有矛盾裂缝,实际小说蕴藏着"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主题。

中国爱情诗的类型开创:重读闻一多《红豆》组诗

《红豆》组诗是闻一多著名的诗作,它并非人们所阐述的那样是简单的对忠贞爱情的叙写,而是完整丰富地记录了因旧式婚姻而产生的各种酸甜苦辣、悲欣怨怒,讲述的是“过渡时期的中国爱情故事”,在中国爱情诗歌史上,实现了类型的拓展,创造出了具有特殊认识价值的诗歌文本。

大合唱之外的清唱——重读《百合花》《红豆》

"十七年"中的文学作品烙上阶级斗争的烙印,政治斗争充斥其中,人性几乎从这些作品中消失殆尽。女性写作在"十七年"中处境尴尬,"男女平等"的制度化,将女性写作推向了雄性化的歧途。由两位女作家创作的《百合花》《红豆》却以其人性美,拒绝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心灵、情感荒漠化。

“红豆”最相思——浅谈宗璞小说《红豆》的叙事策略

对小说《红豆》的解读历来充满争议,本文从叙述者、叙述视角和读者的三个方面对《红豆》的叙事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在宏大的革命叙事和政治话语中,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潜意识流露,成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谈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特色——以古典舞《红豆》为例

舞蹈《红豆》是中国古典舞中的典型作品,它把古典舞中的身韵和技巧完美地展现出来,体现了中国古典舞中的那种轻盈曼妙的形态美、圆润回转的动态美、似直而纡的对比美和完整的神韵美等风格特点。

论宗璞小说《红豆》的人物塑造

宗璞为大陆当代学者型的女作家。1957年她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发表的小说《红豆》,是她开始受到文坛瞩目的成名作。这篇描写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在革命与爱情间抉择的小说,异于当时图解政策的主流作品风格,超越十七年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以细致笔触呈现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内心挣扎,得到读者共鸣,但这也使宗璞为此遭逢政治磨难,直到文革结束后,《红豆》才被收入《重放的鲜花》,重新面对读者。本文聚焦于《红豆》的三个主要人物──江玫、齐虹、萧素,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分析,论述宗璞《红豆》的人物塑造。

重读《红豆》

在文艺界思想争论激烈的那个年代,作者宗璞以"人学"为导向,创作了作品《红豆》,虽然社会上普遍认为它是一部爱情小说,但是抛开作品的创作历史背景的局限,就作品本身内容及作者在文中的描述和表现作者独特思想的方式上看,《红豆》描写了在革命斗争激烈的动荡年代,以江玫、齐虹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

显在的皈依与潜在的反抗——谈宗璞《红豆》的创作

"十七年"文学中,宗璞《红豆》的出现似乎合乎主流,却又是异军突起的。其独特之处在于,在对主流文学皈依的同时,文本泄露出作者对主流话语的消解和反抗;在集体化语境中,流露出个人话语和主体意识倾向。

《红豆》的叙事方式——兼谈当代文学50—70年代的叙事问题

今天当我们撇开主题统一化的苛责,以多元的视角重读《红豆》时,我们不难感受到有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