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与学术观

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不仅以门系类,缔造了三级文体分类纲目,而且在姚鼐《古文辞类纂》基础上对二级文类进行了删减与分合:一方面,广选经史篇目,增设叙记、典志类文体;另一方面,着眼文体形态,散碑志之文入记载门各类,并颂赞、箴铭于词赋类文体。这一相异姚选的文体分类,统一于曾国藩“义理、辞章、经济、考据”的体系中,体现了他切于世用、包纳百川的学术观念。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桐城派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选本。是选囊括四部之文,分门别类,类分诸体,体现出鲜明的文体分类观。曾氏的文体分类借鉴吸收了姚选的分类思想,又别具自家面目。是选将姚选所分十三类文体损益为十一类,又聚合成三门,创构了以门、类、体为层级的三级文体纲目,这在古代文体分类由博返约的进程中堪为典范。就文体析类分合而言,曾氏在赠序、叙记、典志、箴铭、颂赞、碑志诸类的增删取舍上与姚氏异趋。他因持不同的辨体思想和针砭创作的考量,删汰了赠序类;为凸显文章的经世之用,增益了叙记、典志两类记叙史事和典章的文体;又据新的分类标准改易了箴铭、颂赞、碑志类之部居。曾氏的文体分类具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对后世文人如黎庶昌、李伟、王葆心、姚永朴、徐世昌、高步瀛等的文体分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

同为桐城谱系的选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二者在文体分类上"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采择上也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凸显出对经世之文的重视;又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与《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迥然不同。《杂钞》拓宽了古文领地,扩大了桐城门庭,也修正了桐城文统。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

《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推崇的国学入门书

近两年,在党员干部中有一本书日益受到重视,这就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提到曾国藩的著作,人们熟知的莫过于《曾国藩家书》,其实《经史百家杂钞》也是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在晚清、民国时期备受读者的青睐,是当时畅销的古文选本。毛泽东对这本书非常推崇,认为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

曾氏双璧 《曾国藩家书 家训》《经史百家杂钞》

《曾国藩家书家训》〔清〕曾国藩著线装两函十二册(《家书》一函十册,《家训》一函二册)定价:1600元《经史百家杂钞》〔清〕曾国藩编纂线装一函十册定价:1480元内容简介《曾国藩家书家训》本名《曾文正公家书》,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去世后,其家人弟子亲友等搜集编纂的一部书信体家书家训集。此书蕴含丰富深刻的人生处世、家族事业。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出版一份具有当代性的文化遗产

从南朝的《昭明文选》到清代的《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近1 500年来,历代文人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做着同一件事:在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中撷英集萃,编纂适合当时人阅读学习的文章选本。这一传统至今未绝。日前,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编选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虽然只有101篇作品,但选文包含了先秦诗歌、辞赋以及历代论说、语录、史传、奏议、碑志。

试论黎庶昌对曾国藩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

就曾国藩的整个学术思想而言,他的文学观尤其是在古文(即散文)和诗歌方面的建树,较之于在其他学科如史学、哲学等领域内的成就要大得多。曾氏及其弟子黎庶昌在古文方面均持桐城——湘乡派的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曾国藩文学观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是什么?黎庶昌对其继承和发展究竟如何?本文谨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青年毛泽东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思想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对治学有独到的方法和见解。分析和探讨青年毛泽东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思想,对于我们搞好学习和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一、博与专、中与西相结合毛泽东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普通而后专门”,认为“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日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意思就是说博是专的基础,只有知识广博,才能谈得上专精,不博就会孤陋寡闻,片面偏狭。他说自己搞学问就是采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因为他觉得“

浅谈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

黎庶昌于光绪十五年(1889)选编了《续古文辞类纂》28卷,收文449篇。《古文辞类纂》乃桐城派发展中重要人物姚鼐所编。姚鼐(1731—1815),字姬传,桐城人。官至礼部侍郎,曾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引退后,以学者和文人身分先后主讲梅花、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曾国藩美学思想浅析

曾国藩早在道光年间,便以古文名重京师:中年以后,又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被称为清朝的“中兴名将”。煊赫的声势,显贵的地位,再加上诗文创作本身的成就,使得曾国藩成为当时及后世封建文人顶礼膜拜的偶象。曾国藩的诗文,在过去流传较广;他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亦被视为最佳的古文选本。他的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全集》中,随着《全集》的流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笔者就曾国藩对诗文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看法,以及他所提出的“含雄奇于淡远之中”的美学境界,进行探索。

《古文辞类纂》与续补三种的异同

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曾国藩、王先谦、黎庶昌又各编一部古文辞选本。后三者都以《古文辞类纂》为基础,在收文上或增补或续接,部类设立上进行取舍与分合。

《文体流变说》序

《文体流变说》序于非中国古代关于文章体裁分类的研究，早在魏晋时代，就已经有专书问世了。魏文帝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指出：盖奏议宜雅，书论文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说明“文非一体”，而每一种体裁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但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重点...

文体概念是文章的模糊集合

对文体的解释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文体是指文章的分类,它是从不同角度,采取不同标尺,将所有文章按照各自的规格、模式加以区分,然后进行类聚,取名以代之。例如,按着时代来划分,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大康体、永明体等;按照作者的姓名来划分,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庚体、韩昌黎体等;依据排列声韵,可分为骈体与散体,有韵文与无韵文等;依据成色特征,可分为文言、白话、语录、土白等;

应用文古今谈

应用文,是一种实用性很强、使用频率最高的文体,是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工作和学习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可是,目前无论在研究、教学和写作上,都没有得到普遍的足够重视。这里,关于应用文的发展概况、重要地位及其写作的基本要求,谈谈我的粗浅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早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期间的《讲堂录》。

古代文体论与文章分类

综观世界,万事万物,复沓杂陈,光怪陆离,莫衷一是。但静然观之,则察觉各具规律,析之成理,分而有类。诚如《易·乾·文言》中所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荀子·非相》亦有“发之而当,成文而类”的说法。世理如此,文学亦不例外。

黎选《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

光绪十六年(1890)刻于日本使署,八册。光绪二十一年(1895)金陵状元阁刻本,十二册。民国元年(1912)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民国五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精选评注本(选者为锡山秦同培),世界书局印行。

体裁与体裁图样

什么是体裁?体裁是文章结构组织的一种稳定的、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是随着文章内容的多样性以及作者对文章所提出的不同的审美任务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最早划分文章体裁的说法当始于汉末的蔡邕。他在《独断》中,将文章分为两大类:天子令群臣之文和群臣上天子之文。两类又各分四种,前者分为策书、诏书、制书、戒书;后者分为章、奏、表、驳议。到了三国,曹丕对文章体裁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著名的《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所谓“本”,大致是指文章的基本规则,是一切文章的共同要求。所谓“末”,即指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曹丕之后,历代划分文体的人把文体的数目愈分愈多。陆机的《文赋》分文体为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