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法律效果及在我国的实施

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我国人权保护的重大举措。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应具有直接的效力,我们应逐渐实现公约所载权利和所承担义务。为此,应完善国内立法;在司法及行政上也应有一些措施,确保国际法的实施。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框架下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问题研究

作为强制性国际规范条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次以国际法律形式对工作权、工会权等经社权加以确认。我国于2001批准该公约后,公约已经成为我国推动与保障外国人就业权的国际标准。公约要求成员国在履行法律义务时,尊重外国人就业权,明确相应的国家义务与相关措施,根据本国国情,保证该项义务的切实履行。相比公约的要求,我国对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上存在着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执法机构、完善的司法救济手段、有效的行动措施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等问题,为此,文章提出了认真履行公约义务、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整体系统的观念,通过健全法律制度、统一执法机构、提供司法救济以及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等途径有效管理和保护外国劳动者。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工作权研究

工作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确立的一种重要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是经济社会权利的核心,是最基本的经济权利。在《公约》中第6条、第7条和第8条分别从狭义工作权、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与工会相关的权利三个方面阐述了工作权。我国作为该公约成员国,应积极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权,促进工作权在中国更好地实施和完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受教育权在中国的实现——兼论中国公民受教育权的立法保障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从教育平等、教育目的、教育种类与质量、教育机构设立与管理、司法救济等方面为国际社会确立了受教育权保障的十大标准。中国作为该公约成员国,有义务首先采取立法措施保证这些标准的法律化。中国立法机关对受教育权进行了广泛的立法,在义务教育、教育种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教育平等和教育免费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中国实施的障碍——从劳动权实现的角度

劳动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其是工作自由权和职业保障权、原权和救济权、个体劳动权和集体劳动权的结合,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地体现。我国是该公约缔约国,虽在劳动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在劳动权平等、集体劳动权的保障以及司法保护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我国应在立法、执法、诉讼制度建设方面做更大努力。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研究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该公约的基础性并且是唯一的强制性制度,既具有所有人权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共性,又具有自身的内容和特点。自1978年以来,该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对监督缔约国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系列缺陷,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缔约国报告制度在内的人权条约机构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批准并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实施机制研究日益重要,而国际条约的实施理论和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为人权公约的实施提供了法理基础和体制背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由缔约国报告制度及其结论性意见和一般性评论构成。公约的实施机制具有单一性、逐步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公约实施机制推动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但是只有完善其保留制度、协调实施过程中的法律冲突,才能提高公约实施机制的实效性。同时,国际人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国内转化立法是中国切实履行公约义务的重要途径。

“大调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视野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已经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框架下,由于宪法不可诉以及行政抽象行为不可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国内法院不能获得完全的司法救济。"大调解"将多种调解方式进行有效的整合,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化解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司法机构在法律局限和资源不足方面的缺陷。将"大调解"适用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的过程中,法院应当确定优先履行核心义务,发挥灵活的能动司法作用,推动立法完善来增强司法救济。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五部分述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五部分存在着一些问题。保留规定的缺位影响了该公约的普遍效力;而若干条款规定的不合理则影响了该公约的公信力。因此,需要增加保留条款,同时修改条文。当前,解决该公约保留的问题还存在较大困难,而修改该公约则是可行之途。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劳动权的保护

中国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其中对于个体劳动权保护的内容在我国1 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体现。但是在集体劳动权方面 ,比如自由结社的权利和罢工权等 ,我国尚存在不足。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对于自由结社权进行了保留 ,但是在劳动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应当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罢工权在公约的批准中并没有对其保留 ,但这项权利也没有及时地转化为国内法中的权利得以明确的保障。罢工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曾经出现过重大的变化 ,相信此项权利在今后劳动立法中会有更大的突破。劳动权的保护应当从国际、国内等多视角分析 ,并且必须关注全球化对劳动权保护的影响。我国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劳动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试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工作权的性质与内容

工作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既是消极人权又是积极人权,既是第一代人权又是第二代人权,同时也是可司法裁判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工作权包括工作机会权等以就业为主的权利和工作中的权利诸多内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工作权的保护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不足。

人权条约机构的一次失态与失当之举——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的审议

2023年2月15—16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正式进行了审议,该委员会关于中国的结论性意见大幅增加了新的关注问题,其中涉疆和涉藏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问题以及“一带一路”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结论性意见对“一带一路”、涉疆和涉藏事项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悖事实的指责。该委员会也无视中国的履约成就,一改其惯常实践,对中国履约“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作出了极为失衡的评价,明显体现出了对中国的偏见。在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应正确对待国际人权机制存在的缺陷,既应肯定其对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必要对其有悖事实的指责坚决予以澄清和回击。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香港法院如何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香港法院裁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践为中心

香港法院针对违反《基本法》的司法审查将不只限于审查立法或行政权力对公民及政治权利的限制,也包括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限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一直是香港司法权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对回归后香港法院援引《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判决进行梳理,会发现香港法院适用公约的情况不乏实例,包括将公约作为辅助解释基本法或辅助解释一般法律的的资料、将公约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但更多时候,当事人提出适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法院仅予以消极回应,尽量避免直接适用公约。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香港法院受制于自身的司法克己、《基本法》规范、香港普通法传统等因素。

国际人权法中的准司法程序与中国——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为例

除强制性程序外,我国迄今尚未接受联合国任何一项核心人权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个人来文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以及调查程序。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简称"《任择议定书》")为例,通过分析在《任择议定书》约文谈判和起草过程中我国对个人来文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和调查程序的立场、意见和建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往往与《任择议定书》的支持者相左,比较接近于怀疑论阵营。中国政府提倡人权对话反对人权对抗的理念和做法是正确的。但国际人权法中的准司法程序的对抗性不同于人权对抗,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为批准《任择议定书》创造条件,并在适当时机签署和批准《任择议定书》,且在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其他核心人权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准司法程序。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问题研究

随着人权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改变了否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作为一项法定权利的观念,开始承认经社文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关于义务缺位论,根据国家义务的三分论,国家履行尊重的义务不再限于消极措施,而履行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也不一定要积极作为。因此,国家对人权保护承担的义务是多层次的,且无可逃遁。关于资源耗费论,并非所有的经社文权利需要耗用资源,更多情况下,实现经社文权利的最佳途径是使个人自由免受国家干预,或者通过个人自主地调配资源。关于逐步实现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权利逐步实现的规定,其真正用意是要求无论缔约国贫富,都公平、有效、充分地利用资源,以一切适当方法在短期内实现权利。关于不可诉论,一国不提供司法补救,并不意味着该项权利具有不可审理的性质。形成经社文权利不可诉论断的原因,主要是裁决机构缺乏能力和意愿。而国内法院和区域性人权法院的司法判例,可作为经社文权利可诉性的最佳例证。时至今日,可以说人们多已从经社文权利是否可诉的讨论转移到更加细致的审判和执行的问题上。一方面,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内容的规范性,和缔约国所负有的国家义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权利实际上不可诉的国家来讲,更重要的义务是如何使得权利可诉。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救济机制的新突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述评

由于条约实施机制存在缺陷，《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社会权在国际层面一直得不到有效救济。这一状况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产生了长久的负面影响。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在缔约国报告程序之外，议定书还确立了个人来文程序、国家来文程序、调查程序三位一体的准司法性权利救济程序。这将会大大加强对个人社会权的国际保护，结束社会权与公民权国际保护不平衡的局面，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从而推动国际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食物权法律解析

食物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关乎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尊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首次对食物权作出规定,并通过一系列评论文件阐明其内涵、国家权利和义务以及监督机制。有关食物权的规定的出台有着重要意义,但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给食物权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在该背景下,如何消除饥饿,提供足够的食物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

调查程序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规定的一项准司法程序,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缔约国报告程序、个人来文程序和国家间指控程序具有辅助作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制定之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为了审议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两国的国家报告,曾成功地对两国开展过调查活动。在起草该任择议定书的过程中,对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调查程序曾发生过一些争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继承和发展了此前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并对此后的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提供了借鉴。迄今为止,该任择议定书的20个缔约国中只有4个接受调查程序,比例明显偏低。该调查程序的批准和实施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毕竟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增加了一种监督程序,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提供了潜在的更广泛的保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