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下竞争中立对我国国有企业的规制与影响

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与发展,展现出主权国家利益群体的综合博弈,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强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使美国经贸规则制定权被动摇。竞争中立要求国家在市场竞争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对国有企业存在优待或偏袒,目的是实现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化解国有企业因所有制或国家的特殊对待而享有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竞争中立原则的国际造法为中国国企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国企改革方案中需适度引入竞争中立原则的基本立场,最大限度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竞争中立原则。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与重构

在后危机时代,外需的萎缩是必然的趋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后果,当前我们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反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同时积极地扩大内需。而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必须建立由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试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必须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结构进行深入改革,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济发展的局面,彻底解放新生经济力量和经济因素,形成多极化格局和相互制衡的国际经济体制,并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有效保证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才能保证国际经济的公正平等和良性运行与快速发展。

从线性经济规则波到非线性经济危机

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它由许多影响因素形成的单一频率的、单色的经济波叠加而成。线性叠加产生经济规则波,非线性叠加产生经济危机。非线性经济危机源于线性经济规则波的非正常波动,具有汇聚效应和色散效应,能够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国家之间传播。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非线性经济危机将会逐渐消失或向外传播。

经济法体系的重构——WTO规则下的思考

WTO的基本宗旨是发展国际贸易,WTO规则的基本原则体现着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我国经济法与WTO规则存在着一个相互转化的关系,在此意义上重构的我国经济法体系应当是以竞争法为核心的狭义的经济法体系。

驾驭经济危机 重构世界货币体系

纵观世界经济进步史，每次经济危机都由新产业的诞生、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作为补偿，此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拷问和催生世界经济新秩序。美元的疲软、欧元的重振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重塑着国际利益的交汇点和共同体，创新着全球经济政治运行新秩序。时至2011年上半年，

国际贸易规则在低碳经济发展环境下的重构

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之一,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贸易模式随之发生变化,国际贸易规则正在面临着重构。本文即从低碳经济相关概念及国际贸易规则形成与变化机制入手,对国际贸易规则在低碳经济发展环境下的重构进行探讨。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对我国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GTAP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西方狭隘发展观所导致的国家间战略博弈以及对全球价值链进行重构的企图,引发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重构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受阻以及新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通过GTAP模型,构建了以RECP和IPEF协议为框架的两大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冲击情景。以数字经济分离系数,对数字经济的分类及规模进行了界定。研究表明,在RCEP实施后,我国宏观经济效应得到了普遍提升,贸易条件得以优化,将促进我国数字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如果以美国为首的IPEF协议实施后,我国宏观经济效应明显弱化,各产业数字经济都将受到冲击,其中信息通信产业所受到的冲击最大。

经济危机下的国际贸易规则

多边贸易规则所贯彻的原则、发挥的功能,是为了防止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WTO对反补贴、反倾销、贸易保护、进口许可证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的实行程度都做了限制,但仍有部分国家在当前危机下钻贸易规则的空子。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的对比可发现,多边贸易规则体系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来应对当前经济危机。

科创引领 新经济重构竞争规则

更高的生产效率,更新的技术、产品、工艺、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更聚焦于新的思想、设计、研发、知识发现和发明及新生产要素,将大大改变竞争的性质、强度和规则。

规则重构与战略突破:TPP、中美BIT与上海自贸试验区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出现了重大变化，以高标准国际规则制定为内容的跨区域合作在全球兴起，TPP、TTIP、TISA、PSA等谈判都在进行中，但中国都被排除在外。

后金融危机下中国国际经济环境分析与对策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流动性过剩、绿色意识形态影响升级等多重压力之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在带来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新形势,对外熟练运用WT0规则,推动国际合作;对内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转出口为内销,不遗余力地扩大内需;同时抓住机遇实施海外并购,鼓励企业走出去,跨越贸易壁垒,利用税收手段引导产业升级,降低产品出口成本,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让民众获得真正的实惠,从而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保持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研究

文章在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探讨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和再平衡问题。文章的研究结论如下:中美关系再平衡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国际投资贸易体系中地位的重构,人民币国际化和TPP、TTIP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是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表征和关键手段。中国要在全球投资贸易相关指标还未受到显著影响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凭借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先试先行优势,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的改革。同步推进国际结算中心建设、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建设,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设与发展,发展人民币境外使用和人民币境外贷款相关业务。

诚信的重构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制度建设的不健全,我国的信用现状令人堪忧。诚信危机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诚信原则的回归,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关键在于重构诚信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体系。

论列宁新经济政策与农民政治认同重构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1921年为了应对"旧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农民政治认同危机而采取的"新政"。它的制定和实施以农民问题为切入点,以解决农民问题、维护农民利益为核心,是重构农民政治认同、维护苏维埃政权以及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好政"。

次贷危机的反思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基于次级按揭贷款的衍生金融工具创新过度和监管的缺失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被滥用。在后危机时代,导致危机的这些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为从根源上杜绝危机再次爆发,必须在合作博弈的基础上谋求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逐步优化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全球性的金融协调监管体系。

世界需要理性来度过当前经济危机

发端于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20国集团于同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并发表宣言，承诺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同时还承诺实行开放的全球经济，强调要反对保护主义，承担避免实行不符世贸组织规则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

规则的逻辑与政府权力扩张的约束——对布坎南宪政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解读

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分析的重点放在规则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应该如何选择规则,布坎南认为纠正"市场失灵"不是用政府来取代市场,政府也会失灵,而是需要用一套规则来纠正"政府失灵",因为"政府失灵"的根源在于现行规则的失灵。布坎南批判了福利国家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他为补救"政府失灵"开出的"药方"是建立宪政规则来限制政府的扩张即通过采用政治活动的程序和范围约束、财政约束、普遍性原则、联邦制结构等对政府权力扩张施加宪法约束。他的这些观点对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促进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广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