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制度逻辑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微观经济基础。新时代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构建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基于制度逻辑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农业农村部第三批16个乡村治理典型示范县为案例对象,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和治理模式展开分析,深入探讨了多重制度逻辑共存前提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的几种有效机制及其内涵,并对每种机制的应用场景进行案例验证检视,进而提出进一步夯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的基层组织,推动村规民约与乡村社会网络融合互嵌,以及加快构建多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逻辑脉络及其展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确定是该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集体所有权不具有共有和总有等所有权构造类型的特征,同时投资关系说和类比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论都不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生渊源进行合理解释。在民法规范语境下,应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确定为集体所有权主体。就成员资格和成员权利的关系而言,两者相伴而生,成员资格实质上是从权利主体角度对成员权的描述,为成员权在主体面向的表达。基于此,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实质是对农民所享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予以确权。我国农村传统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户是基本经营单位,从逻辑上应当将家庭成员与以家庭为单位取得权益的关系确定为按份共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体应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非农户。城乡二元体制导致户籍这一本质上与成员权利取得不具因果关系的因素被纳入认定标准之中,其证明作用不应被忽视。在传统路径下,应构建以出生事实为核心、其他亲缘关系为辅助的主体判断路径,同时明确列举其他除外情形,形成正反双向的认定机制。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基于股权类型设置,集体固有成员与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在范围上并非完全一致,未来应以恢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成员权的私法属性为目标,分阶段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制度进行渐进性改革。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制度建构

终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运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仅为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在职能上兼具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双重属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不会动摇集体所有权,也不会致使其职能落空,完善的退出机制反而可以增进集体经济的市场效益。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制度存在解散事由限定范围过窄、高负债下破产适用观点不一以及责任财产范围界定模糊等问题。对此,应当在合并、分立的基础上扩大解散事由范围,增设自愿解散与违法强制解散;通过债务分摊及分期清偿、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源创收等非破产途径解决债务问题;划清责任财产与集体资产的边界,并通过财产来源分类确定责任财产范围。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安排与实践逻辑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组织方式。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面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需要而设计的产业组织方式,在社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分配机制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能够带动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增加集体资产收益等,并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方式,将产业收益尽可能多地留存于村集体内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济效果的实现,需具备适宜的产业项目、集体资产入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工协作、农民充分参与等条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会制度:变革逻辑与发展方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会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不断焕发出新活力,但也面临着适应市场经济形势、推进高质量管理、实现集体增收等难题。为了将财会制度建设融入“三农”问题的解决之中,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力源”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会制度建设应遵循以下具体原则和方向:有效衔接党中央战略部署,维护好集体资产;有效发挥财会制度的资源配置和财务运作功能,克服制度设计和应用设计的内生缺陷;引入现代企业财会制度需因地制宜,防止生搬硬套。

多重制度逻辑下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后果与优化建议——以S市购买服务为例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创新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在基层改革背景下重塑基层政府的灵活性与弹性这三个方面的制度逻辑相互缠绕的态势,使得社会组织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非预期后果。购买服务领域是观察多重制度逻辑交汇的绝佳窗口,以S市购买服务为例进行分析,发现项目提出成为一个目标置换的过程,项目竞争成为一个行政选择的过程,项目评估成为一个财政监管替代绩效评估的过程。可见,在多重制度逻辑交织下,社会组织发展存在许多问题:社会组织缺乏社会关怀和与社会的联系,并有体制内化的倾向;社会组织缺乏竞争性的环境,导致其提升自身能力的动力不足;政府通过评估、监管持续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治理机制不足,导致社会组织缺乏学习机会,不利于其专业化发展。因此,从制度设计层面对社会组织进行优化与完善,需要以党建为依托推动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治理网络,构建良性竞争的购买服务体系,以及建立健全购买服务的评估机制。

人文经济融合发展指向下社区教育的制度逻辑审视

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已成为共识及新的发展范式,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人文经济融合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居民全面发展、社区文化及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决定了促进社区人文经济融合发展应成为社区教育的制度逻辑;社区教育与社区人文和社区经济的内在联系、社区教育促进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的链接作用决定了促进社区人文经济融合发展能够成为社区教育的制度逻辑。社区教育促进社区人文经济融合发展的直接目标是要实现社区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发展,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居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实践路径包括社区教育促进社区经济文化化与社区文化经济化两方面。

多重制度逻辑下中国混合型组织发展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混合型组织是助推共同富裕进程加快实现的重要驱动器。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模式,混合型组织混合了传统意义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组织要素,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机遇与挑战。从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来看,中国混合型组织的发展主要受到组织外部的政府制度逻辑,组织内部商业制度逻辑和公益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独特优势,但也出现了政府政策制定模糊与调控偏差、组织内部的利益至上与责任规避等阻碍混合型组织发展的实践困境。突破混合型组织发展的实践困境,组织外部政府需要进行明确政策指导和完善监管制度,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组织内部则需要避免一方制度主导,注重有效协调治理,促进不同制度逻辑的融合协同,从而保证组织的健康发展。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合法性问题研究——基于制度逻辑与多中心性理论融合的视角

基于制度逻辑与多中心性理论融合的视角,理清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结构和运作逻辑,呈现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合法性的内在规定与外在表达。市域产教联合体因政府行为的“边界不清”,制度供给的“差强人意”存在规制合法性困境;因组织行径的“离经叛道”,中间组织的“作用缺失”存在规范合法性困境;因“新生者劣势”存在文化—认知合法性困境。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在多重制度逻辑交互的穹顶规则下获取组织合法性,受多元制度要素作用的制度压力而显现组织合法性。

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的“组织—制度”互动机制探析

党的领导是推进经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胜密码,融合组织制度理论与党政体制理论构建“组织—制度”的分析框架,探究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的结构性要素与能动性过程。从组织推动制度构建的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推动“理念—行动—惯例—制度”演化,通过思想理念引领践行人民至上理念,通过有效领导促成多元主体协同,通过组织结构凝练行为惯例,通过制度创新丰富正式制度,不断优化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体系。从制度为组织行为赋能的维度而言,健全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效能转化的思想指引、完善主体协作的治理结构、畅通系统高效的联结机制,引导组织超越效率理性、单线管理、松散联结、碎片化治理,在更加清晰明确的选择集合中做出行为选择。基于组织行为与制度演进双向交互形成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组织—制度”架构,形塑党的领导优势与经济治理效能的转化理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定位与制度构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融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内涵,同时对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职能发挥提出新的要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化建设,应着力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功能错位、职能虚化以及管理失范等现实问题。应通过立法明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定位,理顺其与村内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以内生合作机制建设来整合集体共同利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演进脉络与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经济发展落后样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大势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为指导,毛泽东领导全体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实践,在中华大地上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机制三大领域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新中国进步兴旺的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大规模建设发展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把握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时代大势,通过调整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大规模建设发展这段历史时期,毛泽东领导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壮阔历史进程,绘就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经济发展亮丽的新历史图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范性质与立法逻辑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乡村法治领域的立法供给不足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关于涉农主体的立法供给不足问题集中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可喜的是,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为一类立法项目。据“中国人大网”公示,截至2023年1月28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共征求到相关意见、建议23341条,参与征求意见的人次达到7688人次。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立法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旧会计制度有效衔接初探

为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财政部印发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人员素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扎实做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和转换,夯实新制度实施基础,确保其有效落实,最大化提升制度执行成效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文献综述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实证结果表明,改革后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各种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公共治理视角下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逻辑、制度困境与应对策略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是体育公共治理的主体之一,发挥着治理传导载体、治理绩效衡量尺度和公共利益表达等作用。结合公共治理理论,从健全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调适治理关系三个层面阐释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逻辑。认为当前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制度困境主要表现在:治理主体与政策惠及的选择性支持和隐性控制、服务主体与资源获致不足和协作竞赛与公共性弱化三个方面,进而提出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制度供给对策:(1)构建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为主体的体育治理体系;(2)优化购买服务的制度安排与透明资源供给机制;(3)从兼顾本位功能和延展功能、公众需求为导向等方面进行长效公共性构建。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自组织逻辑及变革路向

高素质专业化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基于自组织视角,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还面临组织困境,诸如职教师资队伍来源相对单一、组织的开放性不够,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模式相对固化、组织的发展动力不强,职教师资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组织的发展保障不足等问题。职教师资的跨界属性必然要求突出职教师资队伍自身开放性,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注重与环境关系的非平衡性,增强职教师资队伍的发展动力;优化发展的非线性,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制度保障。

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与机制设计——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研究

多元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或现实影响业已得到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多讨论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机制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影响,较为忽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群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的不同驱动逻辑、机制设计与具体作用发挥。以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论文构建了“制度逻辑驱动-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多领域作用发挥”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度剖析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受到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群逻辑等不同制度逻辑驱动;(2)不同制度逻辑组合影响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社会治理等共同富裕不同领域发挥的异质性作用;(3)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发挥通过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加以实现。在理论层面,研究丰富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机制互补嵌合促进共同富裕研究;在实践层面,研究结论为我国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组织学习与集成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集体经济发展效能的有效路径——以石泉县“三抓三联三保障”为例

如何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发展效能是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地方实践探索,从组织学习和集成治理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认为,公共组织的制度优势并不会自然地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往往要经过复杂的中间机制才能得以实现;组织学习与集成治理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整合资源要素,从而构建出党建引领动员机制、产业发展协同机制和政策赋能保障机制。这三种机制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协同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效能,进而推动组织振兴,激发社会活力,增强乡村善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