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创业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利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蒂蒙斯创业理论阐释数字经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创业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创业融资和优化创业企业的要素配置,从而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强化数字经济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强化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型创业与自我雇佣型创业都能使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无论是在制造业中创业,还是在服务业中创业,均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质量视角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质量中介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缩小收入差距,提升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推动我国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环境质量在二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单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质量改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政府应当积极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优化环境质量与收入差距的匹配模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测算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序列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资金流量表、住户收支调查、财政收支等数据,采用拟合法对1952年以来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行系统测算,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以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为主要指标,对比分析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基于数据测算和分析,进一步使用1953—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滚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相关指标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有所回升,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平均高于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进行同期对比显示,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低约20个百分点,从相似发展阶段对比看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差距大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偏低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足有关。第三,实证研究显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资本形成的抑制作用,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从其作用效果的发展变化看,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边际递减趋势。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287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全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一、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存在门槛效应;二、数字经济通过打破城乡数字鸿沟以及带动地区创新创业来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三、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一方面应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也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鼓励地区创新创业,并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发展,以期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数字经济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在测算省级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数字鸿沟”。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鸿沟”效应主要是由于城乡教育和就业机会差距扩大以及城镇化水平的不均等所导致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地区更显著,且在2016年后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变得更为明显。此外,研究还发现这种负向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还会扩大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基于此,提出增强城乡融合发展,积极促进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与维护数字时代良好市场秩序的建议,以期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红利”发挥协调城乡发展的作用。

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消除城乡间信息壁垒,促进建设现代化乡村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2011—2020这十年间的中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入手,采用面板数据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城乡间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将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和市场化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中介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间共同富裕的作用。得出结论如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按照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东部已经到达倒“U”型趋势的右侧,数字经济的发展开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3个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都不过半,整体上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还是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2004-2019年全国29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流通业视角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流通业发展拉近城乡收入差距,且流通业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拉近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强。

数字经济、创业效应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具有普惠特征,能够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对周边地区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发展数字经济可以缩小本地城乡收入差距但会扩大邻近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显著缩小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对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作用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影响较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RCEP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深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实现以共享为目的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2002—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合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中国同RCEP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机制分析显示,经济合作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合作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加强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政策引导,同时优化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经济收入和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初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家庭义务感和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的作用

以G省L县某农村初中185名初三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法考察了家庭经济收入和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初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以及家庭义务感和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家庭经济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学习投入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2)当前对家庭支持、对家人的尊敬、未来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依赖教育性未来身份正向调节当前对家庭支持和未来对家庭支持在家庭经济收入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即在未来身份依赖教育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收入通过未来对家庭支持和当前对家庭支持对学习投入的间接影响更显著。

数字经济参与度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农村家庭数字经济参与度指数,实证检验农村家庭数字经济参与度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参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丰富收入来源,显著提升非农收入占比,扩大家庭总收入;农村家庭数字经济参与度对其农业收入占比存在负向影响,但在农业依赖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对其农业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家庭数字经济参与的增收效应通过人力资本提升、金融市场参与、创业和家庭成员就业来实现。农村家庭数字经济参与对弱势农村家庭和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家庭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更大,体现了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因此,积极引导农村家庭参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10—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在促进城乡融合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备受关注。理论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存在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二者的净效应存在动态非线性变化。利用2010—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共同富裕进程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效应由数字鸿沟效应占主导逐步转化为数字红利效应占主导;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数字红利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初期数字鸿沟效应较明显,但随后数字红利效应更显著;城镇化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收入分配效应中重要的阈值变量,城镇化率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越高的地区越能发挥数字经济的数字红利效应。鉴于此,为加快城乡共同富裕步伐,需要扩大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知识和技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而充分挖掘数字红利。

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

平台经济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关注。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分析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能够提高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通过提高就业匹配度和社会资本的途径实现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提升;文化程度能够调节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相对于灵活就业者而言,平台经济对正规就业者主观福利的影响效应更大,但对其收入并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中的青年、男性、文化程度较高、城镇户口、东部地区个体的收入和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明显。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特殊群体的技能培训,提供职业转型支持和必要的社会保障,以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全球收入分配带来新一轮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更从互联网、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人工智能三方面深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其主要在要素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地区收入分配、性别收入分配、技能收入分配对我国产生影响。应在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的同时,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积极弥合可能存在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普惠进程;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素养,以数字经济推动收入分配合理化。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外出农民的返乡创业,也为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重要路径。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2010—2021年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收入;非农就业水平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收入提升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政策效应最明显。建议各地区不断加强对返乡农民的创业支持和政策引导,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因地制宜提高不同地区的要素吸引力,充分利用返乡创业政策带动农村居民致富并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2020年省级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居民人均年收入视角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对中低收入群体更显著.其中,知识传递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均会弱化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缩减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缩小女性、低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据此,应从农村教育普及、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对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2年江苏省13个地市的相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这一影响在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发展基础较好的苏南苏中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苏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基于此,江苏省应积极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完善城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并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助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