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学派的学理性:从方法、电影史经验到观念性实体

建设中国电影学派已成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当务之急是下沉到具体的学派建设中,从微观的方法论、中观的知识体系、宏观的思想体系增强学派建设的学理性。在以上三个层面中,与微观方法论的选取、中观知识体系的建构相比,宏观的思想体系建设应当优先;在宏观的思想体系建设中,关于电影本质的观念性实体建设应当优先。这种“由上而下”的生成方式,是由电影归属人文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当中国电影学派具备了充分的学理性,取得了富有创造力的理论成果,也就自然而然地发挥了其彰显民族身份的学派建设的意识形态功能。

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方法论的比较分析

美国哲学家拉瑞·劳丹说：“一个研究传统是一个关于所研究领域内的实体的过程的一般假定和在这一领域内用以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体系。”。这意味着，任何科学研究传统都具有某些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假设和前提。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具体而言，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是坚持实证主义这是趋向于人文主义？

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为何走向历史经验论?

法国调节学派虽然在当代西方学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学术影响,但由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不够彻底、对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把握不够深入、对历史的解读不够准确等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它在方法论上走向了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历史经验论。

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尼克·奈特对经验主义方法的批判为例

尼克·奈特立足于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批判了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方法。通过对读者作用的强调,他否认了作为中立领域的文本的存在,并突出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解释的影响。尽管没有提出一种建设性的方法论模式,但他的批判已经在提升研究的理论性和现实感两方面显示出了自身的理论意义。因此,对于这一思想资源的借鉴将会有助于我国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隆中对”与剑桥学派方法论的精义——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方法札记之一

一、从“隆中对”说起 正如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所揭示的，任何“言说”都是一种有意图的行为，都是对言说者心目中特定问题的回答。因此，要理解某一言说的真正“意涵”，人们必须要首先“复原”该言说者心中的问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剑桥学派的方法论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要想真正洞悉剑桥学派方法论的精义之所在，就必须返回到剑桥学派所面对的困惑及其所意欲回答的问题。

经验思维方式--农村小学校本研究的方法论诉求

一、农村小学校本研究的困境：西方化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悖离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学校教育科研进入了校本研究的新阶段。虽然如此，农村小学的校本研究却还存在着教师主动性不高、校本研究流于形式或根本开展不起来的诸多问题。校本研究普遍地被教师视为一种额外的负担。

我国公共行政研究方法——批判与反思——基于对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思考

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方法论研究的滞后导致行政学研究处在表面的繁荣与实质的困境之中。本文回顾了行政学有关方法论研究的文献并作出评价;在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行政学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行政学研究应警惕定量、统计技术滥用,强调行政学研究应进行理论预设及重视微观基础研究。

教育研究中的“实证”与“经验”之辨——基于方法论的反思

在教育学科学化使命的驱动下,教育研究的实证方法备受推崇,非实证方法相对被掩蔽。实证研究和解释性研究共同构成经验研究,但不论是日常语用还是在方法体系中的相对位置,经验研究范式与实证研究取向之间都存在混淆,不利于明确经验研究之于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当前教育研究方法的运用出现“实证”的泛化、“经验”的窄化、“混合”的简单化等倾向。检视科学与人文的双重立场,教育经验研究需要回归“经验”的本义,面向教育实践本身的复杂性,以主体经验、实践经验和学科经验为事实基础和理性中介,在技术规范与价值规范的双重规约下指向实践的完善并进一步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在多元传统中确立教育研究的独特性。

程朱学派的德育方法论——中国德育思想研究系列之三

1.程朱学派是指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奠其基,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及理学家群体。程朱理学是对先秦、汉唐时期儒学加以改造的结果,它是一种伦理绝对主义、道德训练主义的学说,以道德教育为核心。

社会学研究中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二)

四、“形而上学”的必要及“价值中立”神话的破灭十七至十八世纪,经验的社会研究首先从社会统计开始发展起来,这种研究的兴起出于实际的管理需要。在法国由此制订了大规模统计性民意测验和经济调查的技术,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算术家”为现代人口学奠定了基础。但这种研究一开始就带着自身的局限。所有这些经验研究。

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1837年,当孔德首创社会学时,曾提出观察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控制。以后的社会学家基本上坚持了上述观点,认为社会学之所以研究人类所共有的、具有各种特定形式的诸社会关系有双重目的,既是为了理解这种关系。

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法论创新对新文科中国学派的借鉴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输出,西方教育和研究的价值观、方法论主宰了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而当前教育部提出的建设“新文科”是扭转这种趋势的重要契机,其中以建设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为最重要的内容。根据以往知名学派的建设经验,想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流派就势必要从研究方法论上打破西方的学术殖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本研究通过对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学派建立过程中研究方法论发展变化的研究,指出研究方法论对学派的作用,为中国学派的创立提出警醒,并根据中国国情和研究方法论发展的规律,为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探寻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理依据——试论孙景尧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思想

在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后,中国学者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设想。而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则是中国学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孙景尧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建构起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总体比较研究法"(以"交叉综合研究"为核心,以"本末循环研究"为补充和完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可比性"要求(理论内涵与方法运用)。学界对孙景尧的论点多有引证,但是对其方法论系统思想尚关注不够,而这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继西方模式以后的一条可行的新路径。

会话分析学派的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

本文概括了会话分析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进而追溯了民俗学方法论对会话分析学派方法论的影响。在对会话分析学派做出简短评价之后 。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第五次论战”及其方法论效应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尼克·奈特、保罗·哈里开启的对以斯图亚特·施拉姆和布兰克利·沃马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理论批判,构成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五次论战"。如何对待毛泽东文本的理论意义以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构成此次论战的两大焦点问题。此次论战代表了国外毛泽东研究水平的制高点,为研究走向学理化、规范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是,相关批判仍处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幻象之中,具有较强的"本质主义"与"还原主义"色彩。

钧窑研究的史学困境及方法论反思——一种学术史的考察(一)

近百年来的钧窑历史研究大致形成了"文献学派"、"考古学派"和"科技学派"三大流派,它们具有各自的学术成就同时又都遭遇史学瓶颈和困境。既往的钧窑历史研究存在着主观性推断、反逻辑推理、循环伪证等方法论问题,常常以偶然性推断普遍性、以特殊性推论一般性,进一步造成了钧窑历史的混乱。钧窑研究应在对既往钧窑研究史学困境和方法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秉持一种整体的宏观文化史观,坚持历史文献研究、考古研究、现代科技分析及烧造实践的紧密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以开创钧窑历史研究新局面。

钧窑研究的史学困境及方法论反思——一种学术史的考察(二)

近百年来的钧窑历史研究大致形成了"文献学派"、"考古学派"和"科技学派"三大流派,它们具有各自的学术成就同时又都遭遇史学瓶颈和困境。既往的钧窑历史研究存在着主观性推断、反逻辑推理、循环伪证等方法论问题,常常以偶然性推断普遍性、以特殊性推论一般性,进一步造成了钧窑历史的混乱。钧窑研究应在对既往钧窑研究史学困境和方法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秉持整体的宏观文化史观,实现历史文献研究、考古研究、现代科技分析及烧造实践的紧密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以开创钧窑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反思

2 0世纪中国百年的文学史研究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经验实证方法论类型、理论逻辑方法论类型、文化阐释方法论类型。经验实证方法将文学事实何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将描述文学事实、建立有关文学史知识体系为研究的根本目的 ,但却忽视了文学史研究的人文特征 ,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理论逻辑方法将探索文学现象何以存在做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力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理论体系和普遍精神逻辑中找寻寓藏于文学现象背后却又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各种规律 ,但却常常忽视了文学史的历史复杂性和文学本位性。文化阐释方法将文学史研究判定为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在现时态中相互建构的个体对话过程 ,强调研究主体的个性文化功能和阐释效应 ,但其研究的知识性。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

论文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主要存在定量与定性研究失衡、实证研究匮乏、经验研究的限度、本土化的研究方式问题进行探析,呼吁加强定量研究、推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弘扬实证研究、丰富和转换研究视角。

现象学视角下中医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面对中医的困境,作者立足于现象学的姿态,反思科学的施虐,科学控制的中医不再是一种自主性的过程和目的本身;正视中医自我的悲哀因无法负起自己的责任,在跟从的胆怯中失支自我。受启于植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究中医自身不同于西医科学的哲学基础、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求得中医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