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荣和他的《绑架·被害·预防》

绑架(劫持)已是我国一种十分严重的刑事犯罪,正如张昌荣在他的<绑架·被害·预防>一书前言中所叙述的那样:"我国绑架和劫持人质案件,在10年里发生了量和形式上的巨大变化.1984年全国发生绑架(劫持)人质案件5起,1985年发生12起,1986年16起,1987年29起,四年共发生了43起.10年之后,1997年仅福建省绑架人质案件就达300余起.福建省从1995年开始,绑架案件发案数明显增多,1996年达到高峰.1997年绑架案件数呈‘高水位线'.到2001年已立案1200余起,绑架被害人达1500多人.这些统计尚不包括被害人不报案的案件."如何遏制犯罪的高发态势、成功解救人质并有效打击这一犯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探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模式——以被害预防为路径

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针对被害人的被害性,以被害预防为路径构建新的电诈犯罪治理模式。当前我国被害预防工作面临宣传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实效性降低、预警干预乏力导致成功率低下、善后能力不足导致后续预防堪忧的情况。应构建三级预防模型,在初级预防阶段进行宣传教育,使已然受害人和潜在受害人经历“渗透—共鸣—内省—发散”的反诈宣传教育过程;在次级预防阶段由公安机关预警劝阻,突破反诈技术,优化劝阻方案,加强对被害人的后续监督;在三级预防阶段追赃挽损,拓宽救助渠道,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重建,注重后续跟踪调查,丰富电信网络诈骗被害预防经验,优化被害预防方案。

绑架犯罪被害人被害性分析与个体被害预防

从刑事被害人学的角度而言,绑架犯罪与被害人的主观性特征息息相关。只有减少被害人的被害易感性、被害诱发性、被害受容性,才能做到绑架犯罪个体被害的有效预防。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路径研究——个体被害预防理念的倡导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同于传统的普通诈骗犯罪,是借助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发展起来的新型犯罪。实践中,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取证的困难性、诈骗模式的不断升级使得司法管控此类犯罪的治理成效不佳。因此,可以将以打击犯罪为主导的司法管控治理理念转向个体被害预防理念,即通过动态分析被害人的被害性特征,在被害前、被害时、被害后三阶段控制、减少乃至消除被害人的被害性,形成个体被害预防的治理路径,进而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象的发生。

说服理论视域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预防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可防性案件,加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预防对于遏制此类犯罪高发态势有重大意义。说服理论视域下,诈骗者利用被害人的不完美,通过匹配线索调动被害人启发性认知、粉饰证据强化被害人的系统式认同来完成诈骗说服。可以采取降低被害目标的靶向性、干预阻断诈骗过程、构建预警情景等措施对该行为进行预防,降低被诈骗可能。

论绑架被害预防

在追踪调查60例绑架案件和分析福建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犯罪信息库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讨论绑架被害人的被害性、被害预防主体的行为与措施,加害人的心理特点等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提出了绑架被害的控制条件与被害预防的关系以及解救人质行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女大学生被害预防研究——以女大学生被害案件为视角

近年来,女大学生被害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除了宏观的转型期社会矛盾激化的大背景,女大学生频繁遇害也存在着易被害的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部分女大学生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及技能;日常生活方式常伴被害高风险;同时部分高校及有关部门管理不到位,更缺乏对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进行安全防范教育以及学校周边公共交通规划欠佳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女大学生易被害的因素。基于犯罪被害预防理论,应从女大学生自身、学校、政府三个方面采取预防对策。

公众反恐防暴被害预防对策体系研究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社会公众是反恐防暴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增强和提高社会公众和潜在被害群体的防范意识、能力和技术,深入推进群防群治工作,是当前控制和预防恐怖活动和极端暴力犯罪案件频发、多发和减少人员伤亡的重要途径。在战略上,公众反恐防暴被害预防应确立专群结合、主动预防、教育预防、早期预防和综合预防的原则。在措施上,公众反恐防暴被害预防应分别从被害前、被害征兆阶段、被害中和被害后构建预防体系。

论被害预防

犯罪被害人学的诞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犯罪的认识,被害预防成为预防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害人的被害性包括诱发性、易感性和受容性。被害预防应当以被害性为基础,开展经常性的被害调查,为被害性高的人群提供预防被害的心理与技能训练,为被害人提供国家补偿与心理治疗,全面地预防被害。

犯罪被害预防的价值与路径

被害预防是一种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视角的犯罪预防。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机组成,也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被害预防是在分析犯罪被害因素,总结被害规律的基础上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犯罪被害因素有被害社会因素、被害时空因素和被害人主体因素,其中被害人主体因素是对犯罪最起作用的因素。被害预防的路径是:被害预防意识的培养;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法律制度;组建被害预防的专门机构。

被害性与被害预防

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的重要一环,被害预防应该从被害性分析着手。被害性即指人身上所存在的足以导致犯罪侵害的一切特性,它与犯罪心理紧密相关。从犯罪人犯罪前的心理状态分析,犯罪人选择作案对象有一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了被害性。被害人就其有无过错可分为两类,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被害性,被害预防应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进行。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被害预防的治理困境与优化进路——基于虚假投资理财类案件的实证考察

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量高、涉案金额大、追赃挽损难,亟待有效治理。受多元因素制约,基于“犯罪人本位”的犯罪预防成本高、周期长,遏制犯罪的效果不甚明显,应当加强基于“被害人本位”犯罪预防的治理方式。现阶段被害预防工作面临如下困境:宣传教育悬浮化严重导致实效性不足,预警干预专业性弱化导致直达性不高,反诈追踪执行力低下导致反哺性有限。打造“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被害预防进路是对当前弊端的现实观照,应当构建“事前防范-事中阻断-事后追踪”的全时空被害预防体系:强化多元主体横纵联动,打造全媒体宣传教育矩阵;擢升技术与话术的智慧化水平,专业赋能“反洗脑”;实施复合式救助,通过“循数”治理反哺被害预防。

留守儿童犯罪防治与被害预防实证研究

通过对58名留守儿童、72名留守儿童监护人开展"儿童权益保障情况"访谈,再结合其他数据及案例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犯罪防治和被害预防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突出、心理健康问题严重、人身安全隐患较多、农村社会文化环境问题严重、基层政府及村民自治组织关注较少等五个方面。建议今后做好以下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在公共政策层面,要进一步明确各方关系和职责,并对留守儿童实行综合救治。二是在法律保护层面,既要制定专门法律,出台《儿童福利法》或者《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法》以及《留守儿童社会救助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也要修改、完善与留守儿童群体相关的法律规范,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三是在社会治理层面,要多措并举,构建留守儿童问题的源头治理机制;加强专业化机构建设,强化学校和社会的作用;推动和强化亲职教育措施;加强针对性的儿童保护服务,提倡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儿童被害及其立法预防

当前儿童被害案件的类型主要包括虐待、伤害儿童、儿童失踪和儿童性侵害。社会矛盾加剧、不良的家庭环境影响,以及儿童自身的生理、心理特征是导致儿童易成为被害对象的主要原因。针对此种状况,应从建立强制报告制度、构建失踪儿童安全警报机制、完善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等立法方面来实现儿童被害预防。此外,还应加强安全防范教育、提高儿童被害预防意识以预防儿童被害。

惯常行为理论与大学生被害预防

校园犯罪是我国犯罪现象中的一种类型。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国的校园犯罪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但作为我国犯罪综合治理的一个环节,校园犯罪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对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大学生来说,治理校园犯罪,为其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氛围对于其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校园犯罪的类型来看,可以运用西方犯罪学中的惯常行为理论,从防止大学生被害入手来减少校园犯罪的发生。一方面,可以通过警示的方式改变大学生的惯常行为以防止其被害;另一方面,可以在犯罪频发时问在犯罪频发地增加防卫因素,促使潜在的犯罪人放弃犯罪动机。

被害人因素视野下的犯罪预防——以财产犯罪为例

以犯罪人为中心的传统预防犯罪模式久不见效。通过对被害人的研究,发现在犯罪——被害的互动中,被害人自身存在的某些因素对于犯罪的发生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消除或减少这些因素能更有效地减少犯罪。以高发性的财产犯罪为例,案件很多时候是由于被害人自身的疏忽与过错造成。因此,树立被害防范意识,养成良好的个性心理和行为习惯,有助于减少犯罪被害的诱发性和易感性。

论和谐校园构建目标下的大学生被害预防

安定有序是和谐校园的基本要求,大学生被害的频发给和谐校园的构建带来了不利影响。在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下,实施大学生被害预防的重要意义日臻凸显。大学生被害预防是一项建立在被害预防理论等犯罪学理论基础上并运用于大学生教育管理实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重视并着力实施旨在有效预防和减少大学生被害的大学生被害预防,拓展了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内涵和外延.契合了和谐校园构建主体的安全需要。

被害情境下的被害人与个人预防

在犯罪被害人学出现之前,学者们对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人"身上。在加害与被害互动理论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在犯罪现象中与犯罪人有着某种互动关系的被害人身上,犯罪被害人学应运而生。没有被害就没有犯罪,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自身所具有的被害性(尤其是特殊被害性)会加功于某种被害情境的营造,最终促进了被害的发生。被害预防是与犯罪预防优势互补的预防体系,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通过减少被害性因素,使潜在的犯罪被害人和重复被害可能性的被害人免于被害或重复被害。

论网络不良信息犯罪之未成年人“被害-加害”机制及其预防

网络不良信息传播是涉网型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该类信息之传播泛滥,除未成年人被害自身心智不成熟因素外,尚有保护不周、政府管控效果差等诸多成因。预防涉网型未成年人犯罪,须立足于未成年人“被害-加害”之身份双重性的基本立场。鉴于此,从“被害-加害”视角出发,未成年人犯罪认定上坚持总体“从宽”原则,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不应仅从犯罪学角度出发,更应从被害易感角度进行分析。源头规范网络信息内容,建构网络信息分级管理模式以过滤不良信息,通过网络刑事合规建设切断网络不良信息之传播渠道,从“政府-家校”多元角度体系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

从预防犯罪到预防被害

预防犯罪是着眼于消除和诚少促使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产生犯罪时机和实施犯罪各种因素和条件或从轻这类因素和条件的消极作用的活动。这是传统的减少犯罪的方式。而预防被害,是根据易被害个人和群体方面存在的一些个性特征,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他们实际遭受犯罪侵害的活动。预防被害和预防犯罪一样,是减少犯罪的两条根本途径中的重要一条。它一经产生,便在全球方兴未艾,各国犯罪对策的重心逐渐从预防犯罪向预防被害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