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张荫桓，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光绪宠臣，一代才杰，动关晚清时局。１８９６年受命与日本代表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为挽回利权，曾作个人努力。

美国商人与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谈判

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谈判历时10个月之久,其中有半数时间处于停滞状态。对于谈判时日的迁延,学界多从中方的角度进行阐释;但结合美国中华协会的历史活动可知,这也是美商的阻挠所造成的。20世纪初的中美商约谈判以“裁厘加税”问题为中心,对此,美国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虽极愿“裁厘”,却不愿为此付出“加税”的代价。因此,尽管他们在庚辛之际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裁厘”;但到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议定“加税”条款后,他们又极力反对英约中的“裁厘加税”条款。美商阻止“裁厘加税”的努力虽未落实到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但他们与美国政府长达数月的斡旋,仍对当时中美谈判的进程造成了巨大阻力。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辨析

学术界一直认为 ,受《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关于“弃除领事裁判权”的内容的影响 ,清政府被迫屈从帝国主义的意志而进行了修订律法的活动。本文认为 ,“弃除领事裁判权”是中国提出的谈判要求 ,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选择 ,并不体现帝国主义的意志。清廷的修律决策不是《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影响的结果。

权力的争夺与妥协:清末商约谈判与翻译(1902-1907)

依照《辛丑条约》约定,清政府于1902-1907年与6个国家进行了谈判,并与英、美、日、葡四国签署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包括《中英商约》、《中美商约》、《中日商约》等。以各商约的中英对照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谈判期间的外交函电及会议记录等历史档案,再现了缔约过程中双方在语言文字上的较量,通过分析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揭示出文字背后权力的争夺与妥协。

中英商约谈判中的“裁厘加税”问题

1902年9月签订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裁厘加税＂问题。中英《马凯条约》中关于＂裁厘加税＂的条款反映了20世纪列强加强对中国经济进行渗透这一阴谋,揭露了列强对中国经济各个领域尤其是财政税收领域进行干预范围和程度的扩大和加深。马凯条约中关于＂裁厘加税＂的规定,在本质上是英国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干涉中国内地税制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可忘记中英新商约是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一环。

由禁政而外交:清季吗啡进口管制政策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医疗传教士和欧美制药公司把吗啡引入中国用作戒烟药品。吗啡的扩散和滥用,推动了时人关于吗啡之害的讨论。甲午战后上海知县等地方官员在士绅的禀请下颁布了管制吗啡的公告。但吗啡来自外洋且多由洋人经售,禁政由此成为外交问题。庚子事变后,吗啡进口管制在清政府的提议下被写入修订后的中外商约。但列强的设限阻碍了清政府实施禁政,外商进口吗啡时也屡滋争议,吗啡进口管制条款迫切需要再议。经过曲折谈判,清政府和英国等列强议定吗啡进口管制新政策并于1909年开始施行。清季吗啡的扩散是医疗传教、西方制药公司商业扩张和清政府禁毒运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曲折成形的吗啡进口管制政策和中外交涉,凸显了清政府在列强霸权和中外不对等权力格局下的挣扎。

清末“庙产兴学”风潮的兴起与平息

自近代以来佛门日渐衰微,寺僧们受到的最直接的冲击便是来自于官绅阶层的提拔"庙产兴学"运动.特别是在清末新政期间,为解决在兴办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财政困难,各地提拨"庙产兴学"渐成风潮.正当寺僧们消极抵制之际,日僧来华使他们希望借助外来势力的庇护保全寺产.……

人必有痴 而后有成

近日,笔者有缘采访并参观了左旭初先生和他的商标博物馆,感慨多多——古今成大事者,必有左旭初先生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一种执着与痴迷。古人道"人必有痴,而后有成"。清政府(公元1904年)颁布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商标法律制度。然而,它的初衷却是为保护外国人在华经商的利益,1902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就已经涉及到了商标的问题。

甲午战后日本占领威海卫(1895-1898)

甲午战争后,日本成立了'威海卫占领军',对威海卫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军事占领,并以此要挟清政府按时支付赔款、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约》,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在华贸易优惠并且增开了津、沪、厦、汉四口租界。威海卫成为日本督促中国履行《马关条约》、攫取利益的砝码。日本'威海卫占领军'在占领之初,对待百姓非常残暴,后来军纪有所好转,兵民关系缓和。日军在威海卫开办医疗诊所、推动公共卫生事业,虽然为当地解决了一点问题,但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日本在此期间对山东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为日后的侵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