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维吾尔古典文学史》是高校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其课程涉及面广,内容复杂。本文就如何加强《维吾尔古典文学史》课程的建设、改善教学方法、优化教材建设和教学程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先秦两汉文学史书写间的古典“诗人”精神——郑振铎与台静农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对比

“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虽未竟篇,但在我所见的中外同类著作中,没有比台先生更具‘性情’与‘见识’的作品:如果我们肯定文学史为一‘有生命‘之书写,则台先生的著作分明贯串以古典‘诗人’的精神,乃一真正的‘诗人之作’、一符应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特质之作。”[1]这是负责编校整理台静农中国文学史讲义稿的何寄澎先生对台静农先生的评价。古典“诗人”在此,并非从事诗歌创作的专业人士,而是“怀有诗性,特具性情、襟抱,明执是非、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颗闪耀的星子,台静农先生与郑振铎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专业的素养、劲道的笔力、独特的史观著书中国文学史,为近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增添别样的光彩。聚焦先秦两汉文学史,两位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中国文学史》古代篇中的书写各有千秋与侧重点,两相镜照,从文学史分期、文学史书写重点与内部叙述特色等方面来看,均值得细加比较研究,以此洞悉文学史书写之要义,弃泛谈史实之风气。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著中的古典小说研究——从《文学大纲》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中把古典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视域之中,并把古典小说分为四期,表现出开阔的文学视野。他把宋代话本小说称为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积极肯定其高超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他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融入西方小说观念,用西方小说标准衡量中国古典小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古典小说的研究,被同时期的文学史家借鉴和接受,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美感的阐释误读——以现当代文学史中古典形态作家作品为中心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往单一的文学史观在思想解放进程中受到质疑。最有冲击力的学术行动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这一概念不仅从理论上打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治格局、“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而且有效地以思想文化的研究方法取代了单一性的政治革命史。

古典文学现代研究的重要创获——任访秋先生文学史遗著二种校读记

著名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的两部文学史遗著《中国文学史讲义》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要》,经过校订和整理,最近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文学史著撰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们不仅代表了任先生当年最好的学术水平,而且就当时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准而言,也允称有大见识之佳作,其过人的创见与辩证的史识,至今仍具有启人深思的参考价值;至其局限与问题,则与新文化思潮和现代学术之新的傲慢与偏颇之通病相关,后来者亦应有所反思和总结。

从苏菲主义角度看维吾尔古典文学名著

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受外来思想影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神秘主义美学色彩深深影响了伊斯兰世界3大古典文学,其中包括维吾尔古典文学。通过对《福乐智慧》《五卷诗》和《十二木卡姆》等作品的分析,着重探讨其人主合一、象征手法的特点及与回族苏菲主义的关系,以助于更多读者了解维吾尔古典文学与苏菲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桥梁——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教学

中国近代文学史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840-1919)这80年文学的历史.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是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期的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却是整个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说,上世纪最后20年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有一定进展的话,而近代文学史教学的薄弱状况却至今未有改变.在许多高校中文系的本科教学中,基本不讲近代文学史,甚至连黄遵宪、梁启超、王国维有什么重要的作品都未涉及.近代文学知识的欠缺,知识面的狭窄,严重地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整体把握.为了全面了解中国文学的创作风貌和文学现象,更准确地认识中国文学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总体特征,必须重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现代? 古典? 还是通俗?——关于把京剧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引发的思考

发生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学有些并不具有现代特性,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与"古代"和"古典"意识的辨识有关,与用"典雅"文学批评标准去厘定"世俗"文化现象有一些联系。本文从京剧文化现象的剖析入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

普林斯顿的追随者: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叙事

作为20世纪后半期华语学界最为重要的古典文学阐释架构之一,海外及港台"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不仅致力于比较诗学论域中"抒情美学"的理论建构,同时也倾力于开拓抒情传统之文学史书写及重构的话语空间。其中,围绕着高友工的美典理论,其普林斯顿的追随者(孙康宜、林顺夫)构筑出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叙事,为五言诗、律诗、词体等文类的演进及亲缘关系提供了独到而深入的解说,描绘出自汉末至宋末的一段抒情文学的风云传奇。

回归古典还是回到古代——对文学史研究理论及方法的思考

对西方近代文化中"历史主义"的崇尚,使中国文学史理论建设和史纂实践在二十世纪初叶便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初步获得了现代性品格。同样是对"历史主义"的过分倚重,又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刚刚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便深陷一种难以为继的发展困境,失却了其独立性品格。百年文学史观念的演化经历了进化论文学史观、实用主义文学史观、唯物论文学史观这样三个阶段。其中均贯穿着"历史主义"这样一条主线。目前文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历史主义"的危机。文学史研究的出路,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历史主义"的规范、标准和惯例体系之外,构建一个以"经典主义"文学史观为主导、以文学自身进化观念为核心的文学史系统。

从文学史的特殊性看韩国古典文学史的教学内容

本文从文学的发展和嬗变两种现象归纳出文学史的一般特性,认为文学从发展的角度看,它与社会生活发生各种关系,与前一时期的文学有继承关系;从嬗变的角度看,它与前一时期文学有断层现象。从文学史的这些特征看韩国古典文学史也具有相应的特征。根据文学史的这种特征,本文重点探讨韩国古典文学史的教学内容的同时,试图解决韩国古典文学史教学中存在的教学内容多,教学时数少而产生的矛盾。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古典文体的美学精神及其艺术手段被吸收溶化为现代文体的某些艺术方法,凝聚成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艺术精神,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试谈维吾尔族古典文学

维吾尔族,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它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维吾尔族人民不仅在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等艺术方面,而且在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方面具有丰富的遗产,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著名历学家冯家升先生在他的《关于维吾尔史的几个问题》中所说的:“新疆不同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它曾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明区。公元二世纪初,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才获得西域较全的材料。

话体批评与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范式的创构

在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类著作书写范式的建构进程中,诗话、词话、文话等话体批评发挥了重要作用。受“文”与“文学”观念含混不清、文话在史述实践方面早着先鞭、早期文学史作者对各类“学堂章程”的误读等影响,文话与早期文学史多有重合之处。早期文学史的“话体”特质主要显现于其微观叙述结构,但早期批评史“话体”特质的生成有其独特性: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文学史包含批评史,这为文学史的“话体”特质向批评史“平移”奠定了观念基础;另一方面,部分批评史“话体”特质的生成与其撰述者“述而不作”的批评史观密切相关。话体批评影响早期文学史与批评史书写的本体优势主要体现为:首先,二者在叙事性层面更具亲缘性;其次,话体批评体类庞大,是民国古典文学研究无法逾越的“头号资料库”;再次,对现代“史观”的共同探索也为二者之间的交叉提供了条件。反思话体批评对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范式的影响,有助于辨析早期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源流,开辟理解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类著作的新路径。

试论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几个问题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展的多民族国家。如同祖国的光辉灿烂历史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样,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维吾尔族人民,许多世纪以来,以其勤劳与智慧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祖国的文化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这一贡献应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正确的评价,并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加以阐述。这不仅对编写维吾尔文化史,而且对编写我国比较完整的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简述

维吾尔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一。她在自己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在雕塑、绘画、建筑、舞蹈、音乐、文学等众多领域,以非凡的才能创造出了优秀的文化瑰宝,对中华民族丰富多彩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成就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也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在新疆,遗存至今的千佛洞壁画;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的音乐财富;保存在人民口头和书面上难以计数的各种各样文学作品;属于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书面文学;属于喀喇汗朝穆斯林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学作品。

维吾尔古典文学汉译70年

维吾尔古典文学文献的汉译工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中华文化内涵、促进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详尽列述了1949至2019年间古代和近代维吾尔文学作品的汉译情况,并总结其特点。文章认为,70年维吾尔古典文学的汉译工作虽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译名不统一、翻译出版工作集中在某些特定作品和特定译本、典籍翻译人才后继不足等问题。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中的古典小说研究

最早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史的是海外汉学家,他们分别从“他者”视角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进而启发国内学者纷纷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早期海外汉学家写作的中国文学史不尽相同,反映出不同的文学史观念,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写作范例的基础。早期海外汉学家虽属不同的文化语境,但都对中国古典小说表现出特有的关注,致使小说在海外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积极肯定中国古典小说,提出独到的见解,对于提高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改变国内传统的小说观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