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看美古关系未来形势及应对策略

随着近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变化,美古两国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奥巴马时期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做的破冰、合作到特朗普时期的停滞甚至对峙,再到当下拜登政府对两国问题的回避,均可看到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摇摆不定、缺乏统一性和延续性。分析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走向以及古巴当局的对策和反应,有助于在当今非对称性对抗的国际环境中更准确预测美古关系动态,在新时代更准确地为美古关系的当前困境提出应对策略。

美国政府批准从2025年起扩大E15汽油的使用范围

美国政府将批准中西部几个州的请求,允许其全年销售乙醇含量较高的汽油,但是起始日期将推迟到2025年。对生物燃料行业来说,这一决定可能喜忧参半。美国乙醇行业希望扩大玉米乙醇的销售,但是会因起始日期推迟到2025年而受挫。消息人士称,推迟一年意味着美国政府将石油行业所说的任何潜在的地区价格飙升以及供应问题推迟到美国大选之后。

美国几乎没有乙醇能符合美国政府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的补贴资格

根据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政府的一项新试点计划,几乎没有乙醇有资格获得美国可持续航空燃料(SAF)补贴。这可能会损害生物燃料行业。自电动汽车进入市场以来,生物燃料行业认为SAF是乙醇增长的最佳机会。这也可能阻碍美国政府提出的在2030年前生产30 Ggal(1 gal≈3.785 L)SAF的目标。他曾承诺95%的SAF将来自农民。争议在于《2022年通胀消减法案》中包含了“与常规喷气燃料相比,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的SAF可获得1.25美元gal的税收抵免”条款。根据2024年4月30日最终决定的试点计划,要求乙醇生产商必须证明所用的玉米是同时采用3种气候友好型耕作方法获得的,即连续免耕、覆盖作物和使用高效肥料。路透社对来自美国美国农业部(USDA)的数据审查显示,美国几乎没有同时使用这3种方法的玉米种植者。来自5家农场和生物燃料贸易组织的官员告诉路透社,很少有乙醇生产商能够达到标准。

经济全球化、职业分化和美国政治极化

本文使用2008—2016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数据库,考察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进而加剧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且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经济全球化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各地区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极化的影响越小。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西班牙裔,特别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中西部地区、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群体,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越会加剧政治极化。

美国政府数据治理战略与行动研究分析及启示

[研究目的]在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整合与开放共享的背景下,立足当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数据治理问题,具体分析美国政府数据治理思想的逻辑内涵并总结实践经验,为我国政府数据治理工作提供参考思路。[研究方法]引入数据治理“战略-概念-行动”研究框架体系,具体分析近年美国政府的数据战略思想、数据治理概念阐释和数据治理行动计划,解读战略内容、概念构成要素及行动方向。[研究结论]分析发现:规划层面,需要构建数据伦理框架,继续完善数据法规建设以稳固数据治理体系;构建层面,完善国家数据治理标准概念,积极与国际标准接轨;实施层面,统筹协调数据要素,推动形成数据协同共治体系。

何谓“公民复兴运动中的最后一幕”?——论波考克的公民共和主义与美国政治秩序的关系

本文讨论了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及其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关系。结合阐释这一概念所需的思想史框架,指出波考克将美国革命称为“公民复兴运动的最后一幕”的原因;并且,通过对比波考克和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解释,文章呈现了波考克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如何落实为一套秩序形式,以及这种秩序与美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文章对波考克的写作“语境”进行了反思,提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理解“共和”概念,从不断生成社会运动的角度判断政治秩序的成立,可能是波考克构建思想史和判断具体问题的条件。

美国政府采购支持小型企业发展的管理体系分析与启示

本文作者从美国政府采购支持小型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机构设置、政策体系、合同管理以及近些年美国政府采购的改革剖析了美国政府采购支持小型企业发展的管理体系,并基于此提出了对我国的几点启示,以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助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战略叙事、本体安全与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的演变

国家对外政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战略叙事和本体安全是形成国家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因素。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一直处于演进之中。其中,本体安全是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演进的直接动力。而这三届政府的不同战略叙事,建构了本体安全或不安全状态。美国为了进一步确保本体安全,必然会不断恶意框定对中国的战略叙事,日益完善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然而,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无法站住脚,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战略叙事并不符合实际;第二,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本质上是“美国内湖”理念的回归,而并不是由本体安全或不安全促成的;第三,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政策演变并不能保障其本体安全;第四,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的演变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没有真正尊重太平洋岛屿地区主义。

美国司法政治化现象探析

美国政治的司法化让法官能够审理具有政策意义的案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又反过来促成“司法政治化”现象,法官可能诉诸于法律之外的标准,作出具有政治意义的决定,催生了司法机构内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司法政治化中,美国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具有愈演愈烈的特征和趋势,主要体现在法官任命和司法决策等方面。如今美国总统在任命联邦大法官上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兼容性和可靠性;美国法官基本上被意识形态划分——共和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保守主义,民主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司法政治化日益严重主要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政党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司法机构受到精英政治的影响逐渐增强。美国司法政治化损害了司法机构的权威,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程度。

美国年轻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

代际政治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视角。20世纪以来,不同代际之间美国人的政治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相较于中老年人,美国年轻一代(即千禧一代、Z世代和Alpha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政治议题上,他们更加关注自由主义议题。在政党倾向上,他们也更加亲民主党。美国年轻一代有着高昂的参政热情,年轻的选民在选举中很积极,一些年轻的政客已经进入了国会和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年轻人是一股积极的变革性力量。年轻一代美国人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对中国的实力有客观的认知并更愿意参与到中美交流之中,并且相对能够客观、全面、公正看待中美关系。随着这一代年轻人成为选民的主体,未来成为负责对华决策的官员,中美关系有可能将迎来积极的变化。但是,年轻人的认知并未定型,美国年轻人的对华态度在未来也存在着变数。

美国政府与中国台湾当局围绕1966年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

1966年的第2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政府拟以“继承国”理论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局面。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府既无法劝说中国台湾当局接受有涉“两个中国”的方案,也无法使加拿大政府放弃涉及安理会席位的“一中一台”提案。为争取中国台湾当局接受美方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同时也为降低加拿大提案的影响力,美国转而支持由意大利主张、实际是美方亲手设计的“研究委员会案”。由此,美台之间经历了一场步步为营的交涉博奔过程,而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压迫策略”,对美国在联合国推动“研究委员会案”起到了抑制作用。

美国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的错位及其深层原因探究

近年来,美国西语裔/拉美裔依托高人口增长率,取代非裔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推动美国社会、文化、政治面貌发生根本性变迁。从国别人口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基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与总统大选民调数据,分析西语裔/拉美裔人口结构性变动及其政治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证价值。研究结果发现,近40年来拉美裔人口规模持续稳定扩大,未来也将保持较高增速,正成为美国人口及少数族裔增长的首要动力。然而,拉美裔人口力量与政治声量存在明显错位,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两个层面:一方面,受人口要素结构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作用,拉美裔参与选举政治的资格不足、意愿较低,且集中居住在特定选区,选民力量没能实现与人口规模的同步增长,严重影响其作为少数族裔的政治表达力量;另一方面,拉美裔涵盖子族裔众多,党派立场相异甚至对立,且群体内部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族裔身份和政治取向比较模糊,没能形成类似其他少数族裔的归属意识和政治团结,造成政治声量的进一步分散。因此,从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两个方面可以发现,拉美裔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向仍处于变动之中,其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角色表征正是人口要素与政治行为叠加的结果,探讨其政治力量与人口规模不匹配的深层原因,体现出国别人口学视角重要的研究价值。

美国政府行政管制机构的政治性探究——基于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权力关系视角

美国政府设立行政管制机构,意在提升整个政府的效率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此类机构规模、数量和权力的迅速扩张,把美国带进了以"行政国家"为特征的时代。行政管制机构与总统(行政首长)、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关系,是行政管制机构有效地实施对经济、社会的管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的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权力关系实质反映了美国宪制精神所倡导的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

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以战后美国政府与美国跨国公司关系为例

许多学者纷纷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其中解释力最强的是吉尔平的国家主义理论,本文就是基于这一理论以战后美国跨国公司与政府的关系的演变来说明国家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梳理美国的历史经验为我国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借鉴,并认为由于我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及对外直接投资独特的政治、经济收益,我国应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今后发展的重大战略。

美国政府建立标准全球伙伴关系的策略研究

美国一直致力于以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推进标准的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标准伙伴关系,以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和领导力。本文分析美国政府构建其“标准朋友圈”的举措和特点,为我国推动标准国际合作提供参考。一、美国政府标准国际合作举措近年来,美国以国家战略为指引,将标准与政治、经贸、技术等协同推进,全力拓展其标准全球合作网络。

两重性——美国政府新世纪贸易政策目标与国内政治

世纪之交,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分裂和党派分化日趋严重,政治进程已经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面对各种政治思潮和利益集团的掣肘,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目标同实际政策严重脱轨:一方面倡导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强化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政治属性分析

政府绩效审计是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与推进剂,是权力监督和制衡的重要武器。会计总署是美国立法权力制衡行政权力的一种重要政治工具。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政治结构内部矛盾运动的直接反映。同时,社会经济结构、观念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互动,对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法律,是政府审计系统发展的铁腕保障,也是其向绩效审计跃迁的阶段性标志。虽然美国政治体制总是在不断调整,但由于美国社会经济结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会计总署作为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手段,最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统治利益妥协。这也是马克思产权理论(关于所有制关系的观点)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反映。

从反恐优先到地缘政治博弈:美国介入南亚事务新态势及其前景评析

南亚是中国周边重要地区,该地区的大国势力、战略格局及安全形势对中国的国家主权、边境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在实施“印太战略”背景下持续调整南亚政策,大幅提升自身在南亚的地缘影响并扩展经济、安全存在,尤其是将印度视为地区战略的重中之重,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联手态势明显。美国还积极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利用其新政府上台之机,推动美巴关系触底反弹。美国同时加大对南亚中小国家事务介入,以达到拉拢和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美国上述政策举措对南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安全形势以及中国周边安全和地区战略产生了系列影响,未来美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这些做法,扩大对南亚国家合作及控制力度。但美国持续提升其南亚影响也面临系列因素制约。对此,中国应对美国的南亚战略举措实行差异化应对,并与志同道合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

地缘政治视域下美国对东南亚安全政策:历史演进与现实动向

东南亚是连接亚洲与大洋洲、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是国际贸易周转流通的走廊。由于东南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使其在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自二战以来,美国的东南亚安全政策在不同阶段为应对不同的战略威胁存在相应的政策调整,但始终围绕以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展开。目前,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进一步强化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力推“印太战略”。东南亚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空间布局里被推到了前沿位置。美国加大了对东南亚的安全介入,加强了与该区域国家的安全合作力度。“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对东南亚的安全政策针对中国的指向性更加明显,尤其挤压了中国面向海洋发展的战略空间,对中国发展海洋战略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