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换届,留学生政策会否有变

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显示: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不仅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还守住了众议院。共和党能够大获全胜,其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的“政治光谱”已经悄然改变,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中长期占上风的时代正在消退。那么,美国将如何调整其留学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分析这一问题,不仅要聚焦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选项,而且要根据美国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研判其长期趋势。

“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转型与局限——基于美国政府媒体的国际传播政策解析

伴随着百年大变局的世界格局演进和网络数字媒体引发的传播生态“剧变”,国际传播场域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传统国际传播格局“霸主”的美国,近年来不断调整和升级国际传播战略,加大对中国的传播力度。2018年,美国政府整合升级国际传播媒体管理机构为全球媒体总署,2022年发布的新的五年战略规划中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敌手”,进一步强化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国际传播战略。百年大变局,我们需要全面深入了解美国对我国的国际传播战略,辩证分析其局限并积极应对,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技术评估经验与特点研究

技术评估是帮助决策者了解技术发展趋势、制定技术发展政策的重要途径。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是美国国会承担技术评估、为国会提供决策支撑服务的主要机构。本研究系统梳理了GAO在技术评估方面的工作内容、方法和数据、评估流程、评估人才与知识网络,并通过案例分析剖析了量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评估目标和问题、评估方法和主要结论等。最后比较了GAO与美国国会前技术评估办公室、国会研究服务局、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等主要机构技术评估工作的异同和特点,为我国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新兴技术等评估提出启示建议。

《华盛顿邮报》宣布中立背后的政治博弈与美国政治“特朗普化”趋势

《华盛顿邮报》宣布中立的背景以及原因《华盛顿邮报》在美国大选开始前作出“不再支持任何特定候选人”的决定,引起舆论发酵。贝索斯作为亚马逊集团创始人,收购了《华盛顿邮报》,他在当地时间2024年10月28日发布“告员工书”,表示这一决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体正在失去公信力,但公众面对这一回应并不买账。美联社29日发文称,贝索斯此举是为了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畏惧特朗普再次当选后的“打击报复”。该报前执行编辑马丁·巴伦怒斥这一退缩“没骨气”。讽刺的是,该报早年因为披露“水门事件”而成为新闻行业的“勇气担当”。因此,贝索斯宣布中立的决定,令忠实读者感到背叛。

美国政府情报外包政策变迁及其动因研究

[目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制定情报政策以规范情报外包行为。研究美国政府情报外包政策变迁的脉络与动因,有助于深入地理解美国情报运行体制机制,为我国情报领域的公私合作提供经验参考。[方法/过程]广泛采集美国政府情报外包政策文本,对其内容进行历时性分析,并运用多源流分析模型剖析政策变迁动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美国政府情报外包政策经历了“规则制定—外包扩张—政策统筹—制度反思”的变迁过程,其变迁是“对过高成本及低下效率的担忧(问题源流)、对市场机制和企业优势的吸收(政策源流)、对政治风险和政策惯性的考量(政治源流)”三大动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回溯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看美古关系未来形势及应对策略

随着近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变化,美古两国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奥巴马时期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做的破冰、合作到特朗普时期的停滞甚至对峙,再到当下拜登政府对两国问题的回避,均可看到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摇摆不定、缺乏统一性和延续性。分析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走向以及古巴当局的对策和反应,有助于在当今非对称性对抗的国际环境中更准确预测美古关系动态,在新时代更准确地为美古关系的当前困境提出应对策略。

美国政府批准从2025年起扩大E15汽油的使用范围

美国政府将批准中西部几个州的请求,允许其全年销售乙醇含量较高的汽油,但是起始日期将推迟到2025年。对生物燃料行业来说,这一决定可能喜忧参半。美国乙醇行业希望扩大玉米乙醇的销售,但是会因起始日期推迟到2025年而受挫。消息人士称,推迟一年意味着美国政府将石油行业所说的任何潜在的地区价格飙升以及供应问题推迟到美国大选之后。

美国几乎没有乙醇能符合美国政府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的补贴资格

根据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政府的一项新试点计划,几乎没有乙醇有资格获得美国可持续航空燃料(SAF)补贴。这可能会损害生物燃料行业。自电动汽车进入市场以来,生物燃料行业认为SAF是乙醇增长的最佳机会。这也可能阻碍美国政府提出的在2030年前生产30 Ggal(1 gal≈3.785 L)SAF的目标。他曾承诺95%的SAF将来自农民。争议在于《2022年通胀消减法案》中包含了“与常规喷气燃料相比,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的SAF可获得1.25美元gal的税收抵免”条款。根据2024年4月30日最终决定的试点计划,要求乙醇生产商必须证明所用的玉米是同时采用3种气候友好型耕作方法获得的,即连续免耕、覆盖作物和使用高效肥料。路透社对来自美国美国农业部(USDA)的数据审查显示,美国几乎没有同时使用这3种方法的玉米种植者。来自5家农场和生物燃料贸易组织的官员告诉路透社,很少有乙醇生产商能够达到标准。

美国政府行政管制机构的政治性探究——基于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权力关系视角

美国政府设立行政管制机构,意在提升整个政府的效率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此类机构规模、数量和权力的迅速扩张,把美国带进了以"行政国家"为特征的时代。行政管制机构与总统(行政首长)、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关系,是行政管制机构有效地实施对经济、社会的管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的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权力关系实质反映了美国宪制精神所倡导的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

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以战后美国政府与美国跨国公司关系为例

许多学者纷纷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其中解释力最强的是吉尔平的国家主义理论,本文就是基于这一理论以战后美国跨国公司与政府的关系的演变来说明国家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梳理美国的历史经验为我国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借鉴,并认为由于我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及对外直接投资独特的政治、经济收益,我国应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今后发展的重大战略。

美国政府在标准化活动中的角色变迁

2024年7月,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在其官网上撰文直指美国政府在标准化活动中的过度介入。本文从ITIF这一案例入手,分析了美国政府在标准化活动中角色的演变,为研判未来美国标准化政策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实施特点研究

2023年5月,美国发布了《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USG NSSCET)。2023年9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启动了关于如何更好地实施USG NSSCET的公众意见征集。2024年6月28日,NIST根据意见征集结果,公布了《〈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实施路线图(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路线图》),进一步强调了USG NSSCET的近期重点和长期目标。本文简析了美国公众对USG NSSCET的意见反馈,重点分析了《路线图》提出的主要措施和特点,为我国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国内、国际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

两重性——美国政府新世纪贸易政策目标与国内政治

世纪之交,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分裂和党派分化日趋严重,政治进程已经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面对各种政治思潮和利益集团的掣肘,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目标同实际政策严重脱轨:一方面倡导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强化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政治属性分析

政府绩效审计是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与推进剂,是权力监督和制衡的重要武器。会计总署是美国立法权力制衡行政权力的一种重要政治工具。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政治结构内部矛盾运动的直接反映。同时,社会经济结构、观念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互动,对美国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法律,是政府审计系统发展的铁腕保障,也是其向绩效审计跃迁的阶段性标志。虽然美国政治体制总是在不断调整,但由于美国社会经济结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会计总署作为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手段,最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统治利益妥协。这也是马克思产权理论(关于所有制关系的观点)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反映。

美国政治极化与亚太战略风险

政治极化,特别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突出现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仅在意识形态取向和重大国内外政策上分歧严重,双方对对方的“情感温度”也急剧下降。美国的极化政治波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导致其对外政策缺乏连贯性,过分夸大外部威胁,且过分强调美国优先。极化政治下的美国对外政策,不仅可能加剧中美对抗风险,也会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蒙上阴影。

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及其国内、国际政治效应

美国在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正陷入重大的社会文化危机之中。美国的社会文化危机尽管往往被简化为“身份危机”,但事实上是多重危机相结合的产物,集中体现为:人口结构转型导致的白人族裔化发展、平权运动转型以及白人和少数族裔的内部分裂,经济结构转型催生的严重不平等和阶级分化与重组,技术革命爆发加剧的代际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冲突。美国的社会文化危机经过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双重传导,与其在进入21世纪后接连遭遇的安全、经济和制度危机互为因果且相互强化。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内政治效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通过经济、种族和身份性聚居推动选举地理重构,通过联邦、州及政党的多层次极化加剧“对抗政治”,通过建制化/反建制化、国家叙事和“美国例外论”的重构动摇国家认同。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际政治效应通过四个渠道传导,即以“反外交”为核心的外交传导,以逆全球化为核心的市场传导,以移民美国为核心的人文传导,以及以虚拟社区为核心的观念传导。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为应对美国社会文化危机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极有可能加剧美国的“对抗政治”而非“让美国再次伟大”。

经济全球化、职业分化和美国政治极化

本文使用2008—2016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数据库,考察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进而加剧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且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经济全球化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各地区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极化的影响越小。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西班牙裔,特别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中西部地区、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群体,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越会加剧政治极化。

何谓“公民复兴运动中的最后一幕”?——论波考克的公民共和主义与美国政治秩序的关系

本文讨论了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及其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关系。结合阐释这一概念所需的思想史框架,指出波考克将美国革命称为“公民复兴运动的最后一幕”的原因;并且,通过对比波考克和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解释,文章呈现了波考克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如何落实为一套秩序形式,以及这种秩序与美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文章对波考克的写作“语境”进行了反思,提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理解“共和”概念,从不断生成社会运动的角度判断政治秩序的成立,可能是波考克构建思想史和判断具体问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