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转换视角下《羚羊与秧鸡》汉译研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著名加拿大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她一生笔耕不辍,创作多部文学经典。2003年,她发表小说《羚羊与秧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羚羊与秧鸡》以一场席卷全人类的灭绝性瘟疫为核心情节,刻画了科技时代人类走向末日的故事,表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写作对人类现世的深切反思。文章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以韦清琦、袁霞学者的汉译本为例,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分析《羚羊与秧鸡》汉译本对其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为在翻译中恰当运用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从生态主义视角窥探《羚羊与秧鸡》的恶托邦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享有“加拿大文学女皇”的称号。她的长篇小说《羚羊与秧鸡》利用对未来夸张的想象,警示人们必须合理利用技术,与大自然和谐共生。本文结合生态主义,从恶托邦的角度对《羚羊与秧鸡》这一作品进行分析,探究自然生态恶托邦和精神生态恶托邦的构建及造成恶托邦世界的原因。

论《羚羊与秧鸡》中的科技伦理与生态共同体建构

在《羚羊与秧鸡》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肯定科技能推动人类前进,但又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和缺乏科技伦理约束的科技发展状况表示担忧。这种矛盾心态在小说里集中反映在科学家秧鸡的形象塑造上,秧鸡受到科技伦理约束,用科技阻止人类对生态共同体的破坏,可错误的道德取向让秧鸡杀死羚羊、制造灾难。小说辩证地思考了科技成果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一方面,秧鸡人作为人类增强技术的成果,展现了科技对修复人与生态共同体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吉米在灾后世界的遭遇也在警示人类要敬畏自然,维护生态共同体的稳定。

物质生态主义视域下《羚羊与秧鸡》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羚羊与秧鸡》隶属于反乌托邦的后现代小说,深度阐述了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艺术价值。本文在物质生态主义视域下,着重分析了《羚羊与秧鸡》中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试图阐明阿特伍德批判物质现代性以及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勾连性,并主张辩证的返回人文主义。

科学·人性·未来——《羚羊与秧鸡》的生态主义解读

通过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北美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本文对科学与人性的关系进行了思索,强调了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明智的选择才会使人类有美好的未来。文章还特别分析了小说中有关基因工程的情节,指出基因工程的运用还有待商榷;因为我们今天的决定会影响人类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应该谨慎地走好每一步。

逃离异化的空间——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加拿大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的《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是两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描绘了未来社会黑暗的生存状态。探讨了异化的政治性空间,并将时间维度作为其参照系,来阐释作家隐藏在空间主题后的另一个主题———逃离。

技术统治与生态灾难:试析反乌托邦生态小说《羚羊与秧鸡》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力作《羚羊与秧鸡》是部优秀的反乌托邦生态小说。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技术统治的双重生态危害性既对自然进行肆意改造与盲目破坏,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因此,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应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观照和指导下,以保障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从《羚羊与秧鸡》看阿特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表现出了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注。本论文将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基本理论,着重分析这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男性与女性、男性与自然、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以求引起人们对于如何看待女性、以及女性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的关注。

“反乌托邦”小说的一部杰作——试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羚羊与秧鸡》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小说《羚羊与秧鸡》以黑色幽默的冷峻风格,通过对人类末日图景的惊人描摹,表达了作家对文明异化人性的深切反思,流露出作家对后现代社会人文艺术走向沦落的可悲现实的惋叹之情。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技巧,为自身在反思文明的人类精神宝库中赢得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跨越时空的桥梁——论《羚羊与秧鸡》的互文性

互文性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及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基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与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理论所提出的概念。该理论强调每个文本都存在于与其它文本的关系之中,对于文学创作与解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阿特伍德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的"互文性"具体表现在《羚羊与秧鸡》文本与"喜马拉雅山雪人"传说、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圣经故事(如上帝造物、摩西出埃及等故事)以及哥特小说的互文关系。这些故事的互文关系凸现了该小说对传统文类范式的借用、扭曲、调侃和颠覆,显示阿特伍德对科学技术异化人性问题的深切反思以及对人类走向沦落之可悲现实的惋叹之情。

现代科技伦理反思——解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

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以其灰暗的笔调描绘了一幅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末日景象,该小说被评论界公认为是一部典型"反乌托邦"的小说。违背科技伦理的科技成果的滥用而导致的人类灭绝是该小说的主线。缺乏伦理道德的科技发展将人类带入社会病态的境地,唯有构建现代科技伦理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

《羚羊与秧鸡》的黑色幽默艺术探析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力作《羚羊与秧鸡》具有深厚的生态关怀意识。小说以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深刻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盲目破坏。拟从冷峻幽默的叙述风格及滑稽歪斜的人物形象两个方面,来探析黑色幽默艺术手法对生态灾难图景和文明末日景象的深刻揭示与反思。

从《羚羊与秧鸡》反思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2003年发表的反乌托邦新作《羚羊与秧鸡》中描绘了一个由科技狂人们所操控的未来世界。在这个未来世界中,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表露无遗,不仅造成了更多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而且也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物化并最终沦为"单面性的人"。与此同时,人文道德沦丧,文学艺术遭到空前的鄙视。阿特伍德的这部小说中所展现的高科技对人文的挑战和冲击,使人类必须反思科学技术时代的人文精神。单纯去用旧有的人文精神规范科技是行不通的,必须构建基于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的人文精神(后人文精神),以适应以科技为主导的当今实践的需要。

《羚羊与秧鸡》的戏仿技巧解读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羚羊与秧鸡》,将高超的后现代主义戏仿技巧和严肃的科技与生态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作品内涵,体现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本文拟通过分析阿特伍德对圣经神话及历史与现实的戏仿,进一步挖掘作品深刻的文明反思精神和深厚的生态关怀意识。

穿越边界——空间诗学和《羚羊与秧鸡》

塞尔托认为故事的发生需要边界的建立,需要跨越边界。小说《羚羊与秧鸡》讲述了一个个穿越边界的故事,一方面小说用叙事讲述了塞尔托的理论——边界是叙事产生的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文明末日景象,提醒我们无休止的跨越边界必将破坏边界两边的平衡、稳定、完整,形成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发展,最终导致整个人类社会的坍塌。

《羚羊与秧鸡》中的生态主义解读

《羚羊与秧鸡》是一部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本文分析小说中人类滥用科技所造成的生态灾难、科技灾难和人类走向毁灭的末世图景,对小说进行生态主义的解读,分析阿特伍德本人的生态学视野以及她对整个生物圈的人文关怀。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基因编辑技术伦理——以《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为例

阿特伍德在其生态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中,揭露了基因编辑技术所有方在资本增值逻辑控制下可能会违背伦理规则,逃避伦理监督,从而带来伦理和社会风险。从基因编辑利用后果来看,主要风险包括基因编辑技术被用于犯罪和反社会的破坏性活动。从基因编辑技术操作过程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损害生物肉体完整性、精神完整性和物种完整性。从基因编辑实施者角度看,可能的风险包括拥有基因编辑技术的机构可能为了资本获利而逃避舆论和法律监督,不遵守基本的透明原则而损害大众的利益。

论玛格丽特·爱特伍《羚羊与秧鸡》的末世地景想象

玛格丽特·爱特伍的小说《羚羊与秧鸡》所创造的末世地景表达了作者对理性科学推至极致的批判态度。从印度裔文化人类学家阿帕度拉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景观说出发,作品中存在着三处地景的象征意义及流动的概念：灾难前充满强烈排外感的基因工程控管的世界,以顶尖的雷吉文·埃森思园区的权力景观为代表;相对于园区的戒备森严、严密监控,＂杂市＂,一个科技文明的实验处,剩余残渣倾倒处,病毒、罪恶滋生的温床所在,正是绝望景观的写照;灾难后全数灭绝、废墟般一片荒芜的荒原地景,透过先进的基因工程打造出来的科技乌托邦面貌,是否真是人类永无止境追求的日常生活景观。

在险象环生的道路上奔驰——《羚羊与秧鸡》中科技价值的伦理反思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基因科技高度发展所引发的人性泯灭以及严重的阶级分化的病态社会,揭露了恣意发展的科学技术是如何异化人们的伦理价值观的。故事情节中不时透露出来的真实存在感揭示了人类正走在这样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阿特伍德以对最后灾难的预期来警醒人们反思当下的境况,试图引起人类对未来出路的认真探寻。

《羚羊与秧鸡》中的启示意象

生态批评大潮中出现的环境文学作品常使用隐喻这一修辞手法，由此而产生的意象也有着深刻的含义。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的作品《羚羊与秧鸡》作为一部生态启示录小说充分发挥了隐喻的作用创造了许多引人深思的意象。本文就其中部分意象，如“喜福多”和“天堂计划”等进行分析，以加深对隐喻的理解并阐释其启示录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