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战略视角下的学术期刊之用——以《翻译通报》为例

本文以1950年至1952年的《翻译通报》为主要分析对象,重点探讨专业学术期刊如何在国家语言政策的指导下发挥窗口与桥梁之用,助力学界把握国家语言战略的最新动向,了解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成为沟通中外、全国上下的重要媒介。

翻译批评与政治叙事:基于《翻译通报》的话语考察

翻译批评是以翻译为中心的描写、分析、评估和研究活动。批评话语的选择和适用与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密切关联。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历史语境,形塑了彼时翻译批评的叙事基调和基本特征。通过梳理《翻译通报》的翻译批评话语,本文发现,无论是针对翻译活动还是针对译者的批评,政治是反复出现的一个叙事母题。翻译批评与政治形成了某种"精神合谋",主流政治话语不仅规训着翻译批评的言说方式,而且成为翻译批评的最高标准和终极价值判断。研究此一时期翻译批评与政治的勾连,有助于我们认清翻译批评的本质,把握翻译批评的价值核心。

“十七年”时期文学翻译批评的场域、路径与进程——以语言、教学类刊物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中期,借“双百”方针之便,诸多译家学人发言直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学翻译的弊病与缺失,《文艺报》特为此增设“让文学翻译的花朵怒放吧”专栏^(②)。最令翻译家们不满的,首推对待文学译介的冷淡态度。“解放以来,凡百事业都有很好的组织与领导,惟独文学翻译却有点任其自流”^(③),有关翻译的“媒婆”说、“六指”说喧嚣一时^(④)。文学翻译批评的缺席,恰是这股轻视翻译的文化风习的重要表征^(⑤)。一方面,既有的翻译批评汇集于共和国初年的《翻译通报》^(⑥),且多泥于寻章摘句,近乎翻译校订甚或“乱评一通”^(⑦);另一方面,缺少发表园地,成为文学译评相对萎缩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