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界“中国戏剧”观念的发生及其历史语境——基于元杂剧《老生儿》德庇时译本相关书评的考察

德庇时的《老生儿》英译本问世后,伦敦多家评论期刊发表了密集的书评,呈现出英国汉学界早期的"中国戏剧"观念及其历史语境的一些特征。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是《老生儿》获得关注的重要历史机缘,《老生儿》的英译与文学批评,可以视为英国汉学脱离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主导,独立研究中国文学、戏剧的开始。相关书评文章融合了时政批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既有实用主义的目的,也深受当时英国"感伤喜剧"的影响。译者、书评编者和批评者三方,将当时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观念嫁接于中国文学,给予中国戏曲、小说以迥异于同时代中国正统文学界的定位、评价。这一汉学史视域中的元杂剧跨文化传播提醒我们,有必要重视历史语境的复杂性,深入其肌理和场域,挖掘和感受具体而微的细节。

略论《老生儿》中刘从善的智慧

武汉臣的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中的三次家产分配是剧情发展的三次高潮,第一次分配给女婿,第二次分配给侄子,第三次女、侄、儿三人均分。这三次家产分配显示着主人公刘从善在对待贪财的女婿、孝顺的侄、天赐的老生儿等人时的智慧,彰显着一位封建家长的人格魅力。

杂剧《老生儿》元明刊本比较研究

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是元代戏曲作家武汉臣所作,宣扬了较强的宗法意识。 通过比较元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和明刊本臧懋循《元曲选》中的《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杂剧,得知三点:其一,元刊本与明刊本在剧情、剧本结构和音乐结构上具有相同点;其二,元刊本与明刊本在演出结构、角色分工、唱词、人物出场等方面存有差异;其三,元刊本转变为明刊本的过程中,增删部分的内容对作品整体立意、主题表现、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贾平凹的“秦岭志”和中国叙事--以《老生》《山本》《秦岭记》为中心

自2014年的《老生》至2018年的《山本》再到2022年的《秦岭记》,贾平凹的作品越来越具有“秦岭志”的特点。从舆地、物产、风俗、人物等方面为秦岭作传,贾平凹在“商州”和“西京城”两个“文学故乡”之外,成功建构了以秦岭为中心的新的文学地域。3部作品体现了贾平凹对中国古典文化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借鉴与创新。作家通过描绘20世纪的秦岭地方史,实现了小说的“小化”并以此钩沉整个中国历史,但在写作过程中亦有疏漏。在方志性书写的过程中,贾平凹通过对“地理”“历史”“文学”的多重建构形成了“地方—国家”的隐形映射关系。作家以“秦岭”喻中国,通过对秦岭的创新性书写,完成了中国故事的新时代讲述。

陕西文学方言的“角色语”翻译研究——以《老生》日译本为例

陕西地域独特的乡土风情、村俗俚语的翻译难问题是制约陕西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语言学家金水敏提出的基于“角色语”理论的翻译研究,以人物对话语言为考察单位,以保持人物形象的一致性为翻译目标,为文学方言的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该文以贾平凹最新日译作品《老生》中的人物对话为考察对象,基于“角色语”理论框架中的“方言—角色语”翻译模型,分析方言要素如何被翻译,探讨“角色语”理论在文学方言翻译方面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日语翻译教学实践中引入“角色语”理论提供依据。

跨文化的文本诠释与文化接受——元杂剧《老生儿》的英译及在西方世界的反响

中国戏剧的译介及域外传播,是近年来中国戏剧研究的重要内容,因其所关涉的不仅是中国戏剧被它语言译介这一文化输出事实,更是其发生时中外文化交流碰撞所处的具体时代语境。《老生儿》是元代武汉臣的一部杂剧,国人注意者较少,但此剧自1817年被英国汉学家戴维斯译介为英语刊行后,却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广泛反响,并成为近年来国内重估元剧本价值的重要诱因。这一跨文化现象表明,《老生儿》之所以受到关注,并非取决于元杂剧本身,而更多的是与19世纪初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于中国戏剧文化镜像选择的具体而微的时代语境密切关联,这或可为观照中国戏剧及其译介与域外传播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路径。

英国早期“中国戏剧”观念——以《老生儿》英译、评论与编演为中心

19世纪英国汉学家德庇时翻译的《老生儿》是首部直接从中文原典译为英文的元杂剧,也是欧洲第一部中国“喜剧”译本。《老生儿》是作为“纯文学”被译介给英国读者的,但当时英国知识界对《老生儿》的接受裹挟着中英两国复杂的外交、贸易语境。长期以来,英国人将《老生儿》视为解读中国的工具,忽略它作为通俗文学的娱乐功能,直到1923年,帕克斯·罗伯逊将《老生儿》搬上欧洲舞台。罗伯逊用西方话剧形式搬演中国元杂剧,完成了从改编到演出的全过程。本文通过考察《老生儿》从翻译、批评到改编、上演的完整跨文化戏剧之旅,呈现《老生儿》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语境,讨论英国社会围绕《老生儿》译本而形成的中国戏剧观念。

从《老生》的英译错误看贾平凹作品英译策略

贾平凹的作品植根于民族文化,饱含乡土特色,语言通俗但不易懂,情节看似简单但暗含他意,国外译者在翻译贾平凹作品时存在误读或误译现象。基于文化翻译理论对贾平凹《老生》英译本中出现的误读和误译现象进行解析,有助于针对贾平凹作品提出翻译策略。译者应掌握汉语断句规则,避免文本信息的混淆;了解乡土语言特色,避免语言“味道”的流失;读懂话中话,避免隐含信息的遗漏。

狂欢化理论视域下《老生》叙事结构及人物形象与语言探析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老生》以诗性的想象和传奇的笔法讲述了秦岭河畔四个村镇的四个故事,展现了中国农村几百年的历史图景。《老生》中的唱师活了120年,贾平凹在小说的开头就交代了唱师的生命即将到达尽头,循着唱师的口述故事和生活轨迹慢慢回溯,四个村镇的百年历史才得以串联。贾平凹在小说中特意安排了唱师即将逝去的情节,所要表现的是《山海经》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消亡的可能,而且其中包含的民间寓言和传说也即将消失殆尽。把《山海经》的教读作为这部作品中的线索也是贾平凹安排情节的巧妙之处,其以唱师的死亡隐晦地比喻人类的传奇和寓言终于与《山海经》分道扬镳,传统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传达了他为一个文化失落的时代唱起挽歌的感伤情绪,并且揭示人类败坏的传统习俗和虚伪的陈规礼教,批判了违害就利、血腥杀戮的人性之恶。《老生》的叙事风格体现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贾平凹笔下的人物形象没有纯粹的高尚和卑下之分,他们站在历史舞台上,根据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进行着一场场狂欢化的表演,贾平凹将诗学元素中的复调式的叙事结构、狂欢化的形象以及狂欢化的语言等巧妙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有着众多声音、极为恣意的狂欢化的民间世界,表达了其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悲悯。

“原来如此等老生”——贾平凹的“世纪写作”

作为书写历史、时代与乡土的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贾平凹始终保持着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思考和深入探寻的姿态。他对当代现实的冷静,以及对历史的敬畏、宽柔和清醒,都体现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精神品质。从《废都》到《秦腔》,再到《古炉》《带灯》和《老生》,贾平凹的个人写作史及其大量的重要文本,同中国近百年来的沧桑彼此交融渗透,成为探索这一古老民族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解码。近年来,他以愈发坚执、包容、宽厚的笔触,以旷达、自由的眼光,凭借其出色的想象力,在《老生》当中,悉心梳理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风雨更迭,成为他"世纪写作"中厚积薄发的新"触发点"。本文试图以贾平凹的"世纪写作"为论述重心,以商洛丹凤棣花镇为写作原点,以《老生》为切入点,描述、审视贾平凹透视民族百年历史的兴衰浮沉,探寻乡土中国的繁盛沧桑,捕捉当下现实中人性的艺术探求和当代意义及其价值。

论贾平凹长篇小说《老生》的结构艺术

小说的结构几乎决定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然而,很长时间以来,研究界很少关注长篇小说的结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老生》,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借鉴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和现当代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在作家三十年来探索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基础上,创造了有着对称、均衡的建筑美和富有节奏感、韵律感的音乐美的小说结构,遵循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审美习惯。这种小说结构艺术,既清晰稳固,又活泼生动,道法自然,一动一静,阴阳相生,随物赋形,转接自然,有着中国古代哲学内蕴。回归中国文化,反映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这种小说结构艺术的追求,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颇有启示意义。

从《老生》到《山本》:贾平凹的秦岭史志书写

贾平凹近期的创作呈现出某种方志的特点,从《老生》到最新力作《山本》,秦岭作为关键的结构枢纽进入了贾平凹的方志书写中。小说中,秦岭这片奇幻的土地,存在于既定观念烛照不到的另一种时空下,有着最为混沌但又丰富的经验。对秦岭的书写,还原了这片土地在各种观念构型之外的"地方性";将秦岭的历史纳入到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中,展开了一种隐秘的关于"国家—地方"的历史叙事;同时,小说又超越了历史,探索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亘古不变的人性。

《老生》的历史表达与自我重复

贾平凹2014年的长篇小说《老生》一问世便引起相当反响。在称赞声中,细读《老生》,小说存在几点明显不足:首先,照搬《山海经》原文给小说带来了一种滞涩感,并与正文故事呈现游离效果;其次,《老生》所内置的历史观让小说成了演绎轮回历史观的平台,缺少一种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再次,小说在叙述视角上呈现出分裂和矛盾,因此叙述形式缺乏圆整性和精致感,同时也给叙述效果带来一定歧义;最后,在对小说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的塑造上,唱师和匡三形象在关键情节处存在不必要的缺省,而且唱师形象与其身份的设定还具有一定矛盾,这种矛盾既来自作者对神秘主题的偏爱,也来自其创作上的疏忽。

聚焦于集体无意识流变的生命书写——论《老生》中新的书写范式

《老生》开创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书写的一种新范式。经由对历史和记忆事实的"山"的层面的还原,与对民族集体无意识流变生成的"河"的层面的还原,刻画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流变和生成,勾勒出其中的变和不变,展示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与历史具体处境的交互关系,深化并推进了鲁迅式的现实型文学思路,同时也奠定了一种新的生命书写范式。以集体无意识书写所建造的巨大而幽深的真实图景,呈示生命沉沦和异化的生成机制,探寻其恢复本真的可能性和必由之途。

论贾平凹《老生》中的道家文化意蕴

年近花甲之际的贾平凹以全新的叙述方式推出具有"仙风道骨"风格的长篇小说《老生》,这无疑是对他先前文学创作的一次跨越与升华。陕西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省份,道家文化的兴起与传承在此地均有深厚的遗存,这种历史遗存深入地渗透在贾平凹《老生》的写作过程中,成为《老生》写作的思想渊源。无论就小说的写作动机、结构布局还是人物设置、故事意蕴均可看出道家文化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浓厚影响。《老生》是贾平凹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再解读。

民间视角下的祛魅化写作——以贾平凹《老生》为例

贾平凹的《老生》保持了其一贯坚持的民间写作立场。小说以民间社会为基本立足点,以有别于庙堂叙事的姿态展开对百年中国历史的重构,在民间道义和现代"革命"的冲突中触摸历史真实。在对国共内战、土改、"文革"和改革开放进行历史反思的同时,也对人性展开了历史视角的多维审视。正是民间立场和历史视角的采用,使《老生》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呈现出关于百年中国的去蔽化叙述倾向。

从历史之重到人生之叹——贾平凹《老生》解读

《老生》是一部双重目光注视下的文本。老生作为一个老而不死的线索人物,在历史的边缘,作家以历史之内的亲历者身份察看百年历史;《山海经》的存在以巫神之"虚"去击穿历史之"实",给百年历史,以及由百年历史上溯和下衍形成的整个大历史,提供一个更阔远的空间,在这个更廓大的时空里,作者一双注视的眼睛思考着历史的来处和去向。但贾平凹最终以处理人生的方式处理历史。生死更替的同质性让历史成为一场更大的人生。他以一名古典文人对人生的惯常认识反转了对历史的沉重理解。历史之重/人生之叹的转换,昭示着大历史在五六十年代作家写作中退潮而终不能完全退去的状态。

老生常谈:时空错位下的人生悲剧——试论《老生》的时空体形式

以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为方法论,考察《老生》中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异动所带给封闭的黄土大地之上的人民在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上的反应与转变,从而揭示出在不同的物理时空下人们永恒的苦难与宿命。

贾平凹新作《老生》谈

贾平凹的新作《老生》有两个突出的重点:一是英雄的消解,二是时间的停滞。前者是基于经典创作的压力而主动采取的悲剧性反抗,后者是源于现实的难以把握而被迫进行的涅槃式重生。二者共同指向的是作家在外力的重压下进行的负重式书写,并且引发了贾平凹整体创作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游离,进而形成其内在的负重。这种负重的书写一方面凸显了当下作家创作的困境和突围的艰难,另一方面,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对负重式书写挑战的承接彰显了中国当代作家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悲剧性精神。

民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评贾平凹长篇小说《老生》

贾平凹的作品《老生》以新奇的视角、民间的视野描绘了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生活及其变化。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贾平凹写作中所渗透出的时代波澜起伏。小说采取了貌似"野史"的写法,对百年中国历史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解析了中国革命、土地改革、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人间世态和人性本能,表现了作者的深刻批判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