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与革新: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继承与流变——以《龙族》《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为例

梦境叙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和市场导向的发展,网络小说作为古典小说在当代的赓续,对后者的梦境叙事手法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革新。网络小说在古典小说梦境叙事循环与回溯功能的基础上,对叙事视角和涵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创新,其在淡化古典小说中梦境叙事教化功能的同时,放大了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情节助力功用,进而完成了从梦境建构方式与梦境表现形式等方面对梦境叙事手法进行的突破性革新。

《聊斋志异》:蒲松龄性灵抒写的舞台

性灵文学是指张扬个性、抒发真性情的文学。蒲松龄是位极具个性的文人,其作品《聊斋志异》,可谓是蒲松龄尽情抒写性灵的舞台。《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借“异史氏”身份集中抒发性灵。在书中,蒲松龄抒发真性情,抒发的诸多情感中主导情感是孤愤之情。《聊斋志异》展现了蒲松龄的独特个性:崇尚“善良”“德行”“仁义”等美好品性,重视真挚情感,是个极具批判和抗争精神的人。

图文互生:晚明公案小说的图像叙事与知识传播

晚明时期公案小说密集刊刻,其中的图像形式可分为“图文分离”式和“上图下文”式,它们既是民间书坊营销的巧妙策略,亦是民众审美图式的视觉化呈现。首先,公案小说中的全页图像有再现更有装饰,呈现出案件审理的不同层面,还原了某些重要的案发场景,一些图像的精美线条与山水的虚实呈现也彰显某种独特的艺术审美享受;其次,晚明公案小说是民间书坊“上图下文”形式的最后辉煌与兴盛。上图下文中的图像较为简单粗糙,但是其优势则为叙述的视觉连续性,这使得图像超越了对情节的简单复现,而是在知识实践基础上的典故视觉化。同一故事不同版本的图像选择呈现不同的视觉叙事策略和图像正义;再次,晚明公案小说因大量案件涉及法律器物而对相关图像有细致丰富之呈现,并明晰了不同刑具所适用的审讯、监禁与刑罚等不同司法场景,发挥了传播法律知识和提升民众法律知识水平的作用。

谈《聊斋志异》中公案小说的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中公案小说的艺术成就是多层面的,本文从艺术性、思想性、侦破手段等几方面展开论述。

《聊斋志异》与《镜花缘》科举叙事的比较研究

《聊斋志异》《镜花缘》虽然一为文言小说一为章回小说,所叙科举考试故事中应试者的角色身份及应试结果差异较大,但是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科举心态等方面多有相似之处。这两部作品科举叙事存在的相似处,或许是古代小说科举叙事传统的影响所致,或许是李汝珍可能读过或者听人介绍过《聊斋志异》故事所致,或许是李汝珍与蒲松龄有相似的科场经历与见闻所致;其相异之处,则与各自的作者在家世家境、志趣遭际、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关。

《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涉医叙事与晚清公案小说的转型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成书于光绪初年的公案小说。受西医重视客观的检查结果、人体解剖等思想影响,作者利用狄仁杰假扮医者访案、命仵作检验尸体、医治涉案病人等诸多涉医描写,塑造了具有较强对头特性的罪犯和重视科学断案方式与客观证据的狄仁杰,体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西方理性主义与英雄主义思想文化。这表明该小说在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前,就已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初步转型。只是在当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武则天四大奇案》并没有完全接受西医的思想观念,没有全盘西方侦探小说化,仍体现出传统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及对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坚持。

试析《聊斋志异》中的两篇《三生》

《聊斋志异》的两篇《三生》运用转世轮回的叙事框架和无限流小说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两个不尽相同的故事,通过多面的人物塑造、多种动物意象象征、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向读者传递了要多行善事、与人为善的行为准则,揭露了权贵阶层的丑恶嘴脸,表达了对读书人命运的哀叹,也透露出他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两篇《三生》在叙事模式上大胆突破,艺术手法上丰富创新,思想内涵上蕴藉深刻,揭露了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也给世人以警醒和劝诫。

《本朝聊斋志异·桃香》对《婴宁》的“翻案”书写

日本当代怪异小说《本朝聊斋志异》第五话《桃香》“翻案”于中国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婴宁》篇。小林恭二以“本朝”为名,意在更加突出日本元素,在对背景和人物采用“归化”策略处理的基础上,在文本中大量替换或增加以日本真实的历史人物、官职名称以及原产植物,并展现出日本平安时代摄关政治期间“国风文化”复兴的社会风貌。同时关于“上巳节日”和“安葬狐母”的改写又保留和复现了中国原始的上巳风俗文化信仰和儒家父权家庭伦理观念。《桃香》篇“归化”中的“异化”成分显露了日本文学自身“变异”发展中的“中国底色”,体现出日本当代民族主体性建构下“翻案”创作的复杂性特征。

蒲松龄--柳泉设盏创作《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其为起源所形成的聊斋文化,已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聊斋志异》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对民族人文思想的丰富,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聊斋志异》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的融合

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理想女性形象,她们是蒲松龄对于女性理想的构想。这些女性形象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美丽、智慧、善良、勇敢、自主。她们不仅在外貌上符合传统的审美标准,更在性格和心灵上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特质。《聊斋志异》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着积极的影响,她们为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角色模型,激励女性追求自身的价值和幸福。同时,这些形象也为男性提供了重新审视女性的视角,促进了社会对女性地位和权益的重新认识和尊重。此外,这些形象还启发了后来的文学创作,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清代文言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去同质化”写作

《聊斋志异》在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后的小说家难免会创作出与《聊斋志异》“同质化”的作品,于此,“去同质化”便成为后来者们革新文本与展现自我艺术追求的重要写作路径。在“去同质化”的过程中,小说家或试图改造润饰作品的细节,或致力于将模糊之处进行化虚为实的明确与弥缝,抑或扭转小说既有的情节走势。如此多样化的“去同质化”写作不仅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更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聊斋志异》的突破与超越。

《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与蒲松龄的仁政思想

《聊斋志异》是清代作家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公案小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题材之一,在《聊斋志异》中约有四十余篇公案小说,占到总数的近十分之一,其数量和艺术造诣都十分可观。这些公案小说主要体现出的是蒲松龄的儒家仁政思想,他一直坚信仁政复归是解救清初病态社会的良药。然而,他没有看到封建社会病态的根源正是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本身。从总体上看,《聊斋志异》的公案小说的主体思想并没有跳出儒家仁政思想的范畴。

试论清代公案小说两大高峰之异同——《聊斋志异》、《三侠五义》之比较

《聊斋志异》与《三侠五义》是同一时代孕育出的两部伟大作品,都曾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两部小说在公案小说史上的地位,就两部作品所具有的共性、个性,以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进行比较分析,并就二者的优劣得失发表了看法。

谈《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

小说《聊斋志异》当中的公案篇目,代表了清代文言笔记体公案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其中,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黑暗的深刻揭露与愤怒抨击,同时也流露出了作者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思想。此外,较以前的各类公案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及小说体制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鉴古为新,创变成幻——谈《聊斋志异》与莫言小说创作

同是生在齐鲁之地的作家蒲松龄与莫言,在小说创作方面都深受齐地文化内涵的影响,莫言作品在写作意图、创作手法、思想内涵方面体现了对《聊斋志异》的创变。莫言作品在对命运的反思和理解、运用现代视角转换以及反观生命存在价值上都包含对《聊斋志异》的借鉴和改造,一方面反映出蒲松龄《聊斋志异》无愧为文言小说的高峰之作,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灵感和素材来源,另一方面体现了莫言作品吸纳多种小说创作经验、融合多种创作手法后,在魔幻现实主义领域形成的又一高峰。

《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

从《聊斋志异》公案小说的主题来看,较为突出的有两类,即政治主题和道德主题:政治主题主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官府的窳败,表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道德主题是以社会生活当中与道德问题相关的公案故事为内容,体现了作者对道德的深切关注。从创作艺术来看,《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大致可分为写实与写意:写实公案小说描写了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揭露了现实司法制度的黑暗、人性的丑恶,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写意公案小说描写离奇的情节、幻想的形象,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寓意。

论《聊斋志异》在中国公案小说史上的地位

治公案小说转瞬八载。经过反复分析、综合与比较,我初步断定,公案小说的“峰巅”是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之中。 按蒲氏籍贯,本文拟题原应以泰山作比;但是,本文作者虽亦祖籍淄川,却早已是辽东草民,就近取喻,还是以“千山曹寅”那座千山的全称“千朵莲花峰”设词,更有一点意味。《聊斋志异》在中国公案小说史上,是千朵莲花第一峰！

试论《聊斋志异》中公案小说的思想意义

试论《聊斋志异》中公案小说的思想意义张敦彦我国清代杰出的文学家蒲松龄所著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三百年来名震中外，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作者借谈狐说鬼来反映现实生活，抒发其满腔孤愤。特别是他的公案小说，极其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成功地塑造了反抗压迫...

书判体公案小说编刊的知识语境及其认识价值

明代公案小说以《廉明公案》为典范,形成了书判体公案小说的类型特征。学界对公案小说的文学价值评价较低,根本原因在于囿乎后设的审美尺度。书判体公案小说是在明代儒学平民化、法律知识普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应和了社会思想潮流,同时迎合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规训,因而在官方和民间得到了认可。书判体公案小说在叙事上接续宋代私情公案的文学传统,但在审美意趣上贯穿司法知识而强化了司法属性,形成不同于其他类型小说的鲜明理趣。因此,书判体公案小说知识性与叙事性相结合而具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是其独特的历史印记,也是其独有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