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中对“奇”的阐释

但明伦在评点《聊斋志异》时,将“奇”作为核心术语,并通过奇文和奇事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就奇文而言,但明伦以“曲”为奇文的构型准则,将创作中曲折变化的叙事手法拢括在奇文的范畴之内,架构了“奇”与文法层面相对应的叙述方式。就奇事而论,但明伦从题材内容的角度确立“幻”为奇事的内核。在奇文与奇事双向同构的批评维度中,但明伦将“奇”与“理”构于一体,围绕“奇”与因果报应的关系建构起特定的逻辑依据,重构了“奇”的原初义涵。这样,“奇”不仅接续独特、殊异的本义,进而还与社会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形成了正向关联。

《聊斋志异》域外交流描写的类别、内涵与意义

《聊斋志异》中有250余篇描写了山东以外的人或事,其中有20余篇甚至涉及域外交流。这些描写,有的单独成篇,有的构成篇中的某处情节,还有的只是提及某些域外物品名称等等。作为涉外交往现象的文学呈现,它包含着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互惠互利、文化上多元共生等多方面内涵。在今天看来,它有着理解蒲松龄内心世界中的情感与哲思、了解涉外交往时的猎奇心理、把握当时涉外交往的文化心态、增进当今的对外交流交往等意义和作用。充分认识这些丰富内涵和多重意义,可以深化对当时涉外交流交往问题的认知,对现代条件下推进中外交流交往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帮助。

《聊斋志异·莲花公主》的叙事功能探析

《聊斋志异》对唐人小说多有借鉴,有学者认为《莲花公主》是唐传奇《南柯太守传》的派生文本。而越南汉文小说《花国奇缘》的叙事与中国梦境小说多有关联,与《莲花公主》也有传承关系。从文本比对中可以发现,《花国奇缘》和《南柯太守传》《莲花公主》三者间有相同的叙事情节要素,《莲花公主》一方面对《南柯太守传》借鉴吸收,另一方面又影响《花国奇缘》。同时,三者之间的文本内容与深层内涵也是不断递进发展的过程。

《聊斋志异》与《镜花缘》科举叙事的比较研究

《聊斋志异》《镜花缘》虽然一为文言小说一为章回小说,所叙科举考试故事中应试者的角色身份及应试结果差异较大,但是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科举心态等方面多有相似之处。这两部作品科举叙事存在的相似处,或许是古代小说科举叙事传统的影响所致,或许是李汝珍可能读过或者听人介绍过《聊斋志异》故事所致,或许是李汝珍与蒲松龄有相似的科场经历与见闻所致;其相异之处,则与各自的作者在家世家境、志趣遭际、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关。

语言结构顺应视域下《聊斋志异》中医内科疾病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中国古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包含了与中医相关的知识,本文通过运用语言结构顺应从中医翻译角度对黄友义等英译的《聊斋志异》中医内科疾病进行探究,其中内科疾病包括肺系疾病、脑系疾病、气血津液疾病。因此,《聊斋志异》的英译可以选择从中医翻译角度来进行分析对比研究,为中医翻译学和《聊斋志异》英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生态美学背景下的《聊斋志异》解读

在探索《聊斋志异》所蕴含的深层次生态美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解读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自然景象、动植物形象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描绘。蒲松龄通过其作品中丰富的自然描写和人与自然的互动,不仅展现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度理解和热爱,而且表达了对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追求。这些故事中的神话色彩不仅反映出作者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提出了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警示,展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蒲松龄的作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不仅为我们带来文学审美的享受,也深化了我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该文旨在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深入解读,探讨如何通过文学表达生态美学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对当代社会实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所在。

《聊斋志异》中的程度范畴研究

程度范畴是一个重要的语法语义范畴,但关于《聊斋志异》中程度范畴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文章通过研究《聊斋志异》中的程度范畴,发现其主要通过重叠这种词法手段,以及前加状语、使用程度副词作状语、修辞成分作状语的句法手段表示程度的深浅,以期为相关《聊斋志异》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译者的自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谈《聊斋志异》及其翻译

《聊斋志异》英译史上佳译迭出。学界关注较多的包括翟理斯(Hebert A.Giles,1845-1935)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880),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译本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1981),梅丹理(Denis C.Mair)、梅维恒(Victor H.Mair)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2001),闵福德译本及最新的宋贤德(Sidney L.Sondergard)六卷全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2008-2014)。闵译本包含104篇故事,精心打磨十余载,2006年于企鹅出版社出版后,学界评价颇高、反响热烈。译者本人目前亦在进行剩余约400篇的翻译工作。2022年12月7日,闵福德受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Exeter)邀请,于埃克塞特大学分享英译《聊斋志异》的最新进展。讲座结束后,笔者及与会人员就《聊斋志异》的翻译方法及翻译理念、文本的女性主义解读、后现代性特质、《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之比较、对《聊斋志异》其他译本的评价等问题与闵福德展开交流。经各方同意后,笔者对问答部分进行翻译整理,形成此文,以飨读者。

由新见日藏汉籍《十二家灯谜稿》论晚清灯谜对《聊斋志异》的措用

新见日本实践女子大学庋藏晚清《十二家灯谜稿》为国内缺藏的谜稿版本,共辑录十二位谜家所做灯谜。就所引小说而言,谜稿中与《聊斋志异》相关的灯谜数量最多,且措用形式多样,对《聊斋志异》的篇目、人物、文句与作者俱有涉及。《十二家灯谜稿》体现了《聊斋志异》在晚清通俗化的接受取向,表明《聊斋志异》在晚清时期流传的广度与深度已非其他清代小说可比。

从《聊斋志异》手稿本修改痕迹看蒲松龄的审美追求

《聊斋志异》文本的来源及其价值历来为研究者关注,蒲松龄手稿本中的修改痕迹显示了该书成书过程中部分文本的动态变化路径,而作者创作时的心路历程和审美追求也可由此管窥一二。通过对手稿本修改痕迹的研究,可以发见蒲松龄详与略之间的创作心路、重视形象连贯性的写人策略和灵活避复的命笔捷思。这些发现可以与以往研究者对其他版本文本的批评互为补充,共同揭示出《聊斋志异》文本的审美价值。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赓续与革新: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继承与流变——以《龙族》《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为例

梦境叙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和市场导向的发展,网络小说作为古典小说在当代的赓续,对后者的梦境叙事手法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革新。网络小说在古典小说梦境叙事循环与回溯功能的基础上,对叙事视角和涵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创新,其在淡化古典小说中梦境叙事教化功能的同时,放大了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情节助力功用,进而完成了从梦境建构方式与梦境表现形式等方面对梦境叙事手法进行的突破性革新。

《聊斋志异》中书生题材小说折射出的蒲松龄思想

《聊斋志异》中有不少书生题材的小说,其描写了书生与狐鬼花妖相遇、相伴生发的一段段奇缘。这类文学作品折射出蒲松龄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包含了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体现了科举制度下士子的孤愤与执著;也流露出作者矛盾的女性观:既有对女性追求自我人生行为给予的肯定,又坚持用纲常礼教对女性进行严苛要求。蒲松龄是一个时代早觉者,他在封建社会里苦苦挣扎求变,虽不能完全摆脱封建社会落后观念的影响,但他对人文主义情怀和理想的坚守为黑暗的封建社会带来了道德的曙光。

文言小说中话语的双声关系--以《聊斋志异》为例

在巴赫金的思想中,语言学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对话是他对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而双声语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所提出的独特见解。而中国小说艰苦的孕育、产生、发展,完全仰仗文言小说的力量;没有文言小说的出世、成长,明清时期蔚为大观、雄踞文坛的白话小说就不可能出现,也就没有中国文学史上足以同诗、文、戏曲媲美争辉的小说的繁荣。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是一个多文体综合的作品,各类体裁在其中相互交融、对话。本文试从巴赫金的视角分析《聊斋志异》中典故运用和“异史氏曰”所体现的话语双声关系。

从《聊斋志异》序跋看其接受过程中的性质认同与“异”意认识

除蒲松龄曾于康熙十八年作有《聊斋自志》外,高珩、唐梦赉、余集、赵起杲、孔继涵、但明伦、何彤文、舒其锳等清代文人均曾为《聊斋志异》一书作序题跋。依照其创作的时间顺序梳理分析清人所作诸多序跋,我们可以更好理解与《聊斋志异》这一小说作品经典化过程相始终的“‘易’补—‘逸’史—志‘异’”的性质接受历程与“异”之意义的发展演变。

犹抱琵琶半遮面--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文化话语重构研究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是第一个以完整译本形式出版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对后世《聊斋志异》的英语重译和其他语种外译产生了重要影响。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对《聊斋志异》原文的文化话语进行了重构,本文从文本内容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三方面,分析了翟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策略,并进一步探索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寻求译本被英语世界成功接受的有效翻译模式,对当代的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聊斋志异》民俗英译问题刍议

本文从民俗产生的根源出发,按照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的民俗四分法,历时考察《聊斋志异》英译本,分析民俗的特征及其给翻译带来的问题。研究发现:民俗“全人类共同性”为英译提供可能性和现实依据;民俗的历史性和变异性给翻译带来了本体的确定问题,民族性和表演性则造成主体的认知和阐释问题。解决本体问题的办法在于民俗内部,即充分利用民俗的功能性和社会性;改善主体问题的方式则在于人,路径包括但不限于推动翻译参与者的有效对话、加工读者的心理认知和允许中国人的逆向“发声”。

论《聊斋志异·长亭》中的翁婿矛盾问题

《聊斋志异》的多篇作品都涉及了“翁婿矛盾”主题,其中以《长亭》最为典型。将《长亭》与《青凤》《陈锡九》《宫梦弼》等作品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作者对“夫与父两难抉择”的《左传》故事本事进行了改写。他强调了长亭的“母亲”身份,从而表现女性处在“女儿”“妻子”“母亲”三重身份压抑下的伦理困境。此外,蒲松龄认为,“礼义”是解决翁婿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作者的叙事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发展、翁婿矛盾的产生和结局都与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义准则有极大的关系。但“礼”“义”在蒲松龄的书写中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同一个人物可能兼有“守礼有义”“无礼不义”双重特质,而人物行为本质的同与异决定了故事的喜剧或悲剧基调。从这一点来辨析,《长亭》的结局并非“大团圆”。蒲松龄所书写的翁婿矛盾主题作品,要么难题未解,要么解决策略存在缺憾。这既表现出蒲松龄理想的一面,也突出了现实的残酷。

《聊斋志异·安期岛》与刘鸿训的朝鲜出使考

本文重点考察了《聊斋志异·安期岛》的作品以及主人公刘鸿训的真实情况,探讨了两者的相互关系。蒲松龄以故乡流传甚广的刘鸿训出使朝鲜之事为背景,结合中国人素日向往的理想之境,以出色的文采创作了文言小说《安期岛》。小说《安期岛》将朝鲜描述成了神秘的国家。朝鲜拥有进入安期岛的通道,朝鲜国王拥有仙界的相关信息和宝物。朝鲜和明朝在时隔两百年后意外地重启了海路使行。第一次海路使行在没有事前计划的情况下突然实施,使行的中心人物是《安期岛》的主人公刘鸿训。刘鸿训在通过海路回国时曾两次遭遇海难事故,险些丧命。但这次海难事故后,他对于朝鲜出使时因贪欲所犯的错误表示了悔悟,后重振旗鼓,回归朝堂后尽忠职守,可以说这次海难是刘鸿训发生转变的良好契机。

论《聊斋志异》节庆意象书写

节庆,是指在某一时间节点,人们围绕特定活动主题而组织的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属于民俗学范畴。作为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时间刻度,节庆亦会频繁地映射在文学作品中,并在文学作品中承担起一定的叙事功能,具备一定的文学内涵,进而上升为“节庆意象”。《聊斋志异》中有38篇文本描写节庆意象,涉及清明上墓、上元冶游、中秋团聚等15个节庆活动,除少数仅作为“背景”一笔带过外,多数在叙述过程中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蒲松龄善于抓住节庆意象的出游和宴聚两个兴奋点展开叙事。在《聊斋志异》中,节庆意象在主题凸显、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把控节奏等方面承担起了一定的文学功能。《聊斋志异》中的节庆民俗是蒲松龄在淄川地区节庆日习俗的基础上,经过其他地域文化成分的合力,最终通过文人化的写作笔法呈现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