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突破——兼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律体系的衔接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因缺乏统一高效执行机制而使其高效、经济、友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新近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调解立法体系,更没有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调解队伍,还未培育出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有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为有效应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在中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下,建议积极研究该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完善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并适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育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

我国国际和解协议准予救济制度的构建——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为契机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成为可能,我国在第一时间签署该公约,对我国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为了与公约有效衔接,我国亟需对现行司法制度做出相应调整,构建适应我国现实国情的准予救济制度,以实现该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的顺利执行。为此,应以尊重商事调解高度自治性的价值本位为构建的指导思想,并借鉴发展相对成熟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构建的经验,从立法到具体的审查制度、报核制度、案外第三人救济制度、保全制度等的设计,对我国国际和解协议的准予救济制度作出系统性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探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直接执行机制,但出于对和解协议监督及维护执行地国家利益等方面的需要,仍有必要建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和解协议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在审查对象、审查内容、法律效果等方面区别于外国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兼具支持、监督、控制和解协议质量、权利救济等方面功能。同时,本文从制度模式、基本原则、审查主体、审查范围、权利救济程序等方面对跨境执行审查制度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就我国构建跨境执行审查制度作了初步探讨。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安全保障。促进该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是我国构建以诉讼、仲裁和调解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我国商事调解法尽管缺失,但可先在司法领域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国内调解协议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不协调之处。建立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乃当务之急。我国需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增加“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并在司法领域制定配套的司法审查制度。

《新加坡调解公约》视角下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

国际商事调解是国际商事争议的主要解决方式之一,但由于其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执行力,国际商事调解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独立价值被限制。《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使国际商事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获得独立的执行力。准确理解《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要求,应当从理解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现实动因着手,结合该公约制订过程中的立法考量,分析可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适用范围及执行抗辩事由,并结合我国立法和调解实践现状探讨我国现行制度应当如何衔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规定或进行商事调解立法,以落实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

《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及我国回应

《新加坡调解公约》针对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进行了规定。在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上,《公约》界定了所适用的和解协议范围,将和解协议视为可直接执行的法律文件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便利了和解协议的执行,但与目前我国调解协议须经司法确认的制度产生冲突。在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上,我国法律与《公约》不存在实质上的冲突,但在具体抗辩事由上有待进一步的细化;此外,我国法律未对和解协议的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明确。为了更好地衔接《公约》的规定,我国宜从和解协议可执行性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可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及定义,并对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和解协议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予以细化规定,构建与完善国内层面的和解协议执行制度。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中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使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成为可能,我国虽签署了《公约》,但尚未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批准《公约》,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领域我国仍处于立法空白,实践中存在和解协议执行无法可依、执行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不规范、执行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规范和解协议执行体系,实现《公约》的落地,我国应准确理解《公约》对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要求,并结合立法和实践现状探讨国内制度应当如何与《公约》的规定相衔接,进一步考虑我国商事调解法律应当进行怎样的完善。在加快商事调解立法进程的同时,建立与《公约》相适应的商事和解协议执行体系,规范调解机构和调解人才队伍,以落实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

论《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投资争端和解协议的适用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和生效,能否缩小投资调解与投资仲裁在可执行性方面的差距,从而增强调解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取决于《公约》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于投资争端和解协议。考察这一问题须注意:(1)区分非经第三方调解或在其他法律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2)商事保留及事前同意保留对投资争端调解协议能否适用《公约》的影响;(3)在《公约》规定的“最低限度形式要求”之外,缔约国国内程序可能提出的额外要求;(4)与投资仲裁不同,《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设在同一国家的当事人订立的和解协议的执行;(5)执行地国的相关程序规则和公约规定的救济条件。无论如何,《公约》将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国际投资条约实践及各国国内法体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加坡调解公约》:新版《纽约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的未来发展

2019年顺利通过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专门就国际商事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做出了规定,旨在推动调解在更广范围内的使用。该公约的制定充分借鉴了仲裁领域的1958年《纽约公约》,但是,调解和仲裁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争议解决机制。《纽约公约》的成功并不当然意味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必然成功。本文针对新公约中的相关规定,结合调解的特别属性和程序,分析其对推广调解的利弊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

中国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困境与路径

中国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具有现实意义,为“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提供法律保障、促进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更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但同时我国也面临着《新加坡调解公约》与国内商事调解制度衔接的困境,包括中国调解体系的碎片化、调解员的资质有待提升以及和解协议的执行难度大三个方面。针对当前我国国内调解制度在衔接《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的困境,进一步提出完善路径,包括构建一套完备的调解体系、提高调解员资质和加强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三个方面。

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冲击与中国商事调解的回应

作为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里程碑,《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构建一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机制,从而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和谐发展。中国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约国和首批签署国,为公约的最终形成贡献了“中国智慧”。及时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将对国内商事调解的发展、营商环境的优化、“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争端解决话语权的提升产生积极意义。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过早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表示了一些担忧,提出了国内商事调解准备不充分,虚假调解将冲击司法权威,以及徒增法院司法执行压力等质疑。对此,我国应在正式批准公约之前,从制定商事调解法律、激活商事调解市场、健全协议执行机制等方面做出回应,以此保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精准落地。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后发优势”与中国立场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纽约公约》的追随者和效仿者。通过模仿《纽约公约》的框架结构和规则术语,《新加坡调解公约》意图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创建一套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借用发展经济学领域“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理论进行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在绝大多数事项上具有“后发优势”,仅在适用范围、运作机制等少数事项中可能存在“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大多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等技术手段加以避免,还可以经由公约内置的修正机制予以克服和转化。考虑到该公约自身的优越性及其对中国的价值和影响,中国应尽早批准该公约,分阶段实现国内制度衔接的三项目标,即确保该公约顺利实施、统一中国商事调解制度、加快建设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中国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路径探索

《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经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跨越国界的强制执行力。中国已于2019年8月7日签署该《公约》,正面临着如何理解《公约》的直接执行模式、如何对接中国的司法程序这两个紧要问题。本文首先剖析《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执行模式,继而探讨中国已有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是否可以作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通道,最终提出中国应当构建独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审查执行程序,并提出了设计具体制度的三大原则,以及配套的风险控制机制。

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商事调解在中国一直都有较高的接受度,我国亦具备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法律基础。但是,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程序、审查内容以及审查标准等方面看,已有机制同我国所签署的《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标准仍相去甚远。在公约已经生效的大背景下,要弥合现有差距,提升我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影响力,急需推动商事调解法、调解员行为准则的制定,构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有效执行机制。

《新加坡调解公约》:跨境承认和执行调解而产生的和解协议的制度基础

《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国际争议解决领域的重要条约。公约为经调解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提供了全球性的制度基础。本文作者蒂莫西·施纳贝尔代表美国参与了这项里程碑式条约的谈判。以谈判者的视角,本文首先介绍了公约的目的,即通过新立公约在国际社会中推广调解制度。其次,本文介绍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里上演的辩论过程。该过程呈现了各国谈判代表是如何从起初的分歧重重转向后来达成重大共识的。而后,本文披露了经过谈判但最终未写入条约的内容,譬如是否在制定公约的同时制定示范法、经调解而达成的和解协议在公约下的权利地位、公约是否涵盖金钱救济以外的内容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结合谈判文件和公约正文,本文全面评述了公约,包括但不限于对“经调解”“国际性”“商事”“排除范围”“当事人对于公约的义务”,以及“拒绝执行理由”等一系列议题的理解。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法院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路径探索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给我国法院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该公约赋予了非诉讼和仲裁程序中达成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直接执行力,极大地简化并促进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国执行。而我国现有法律并未赋予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必须通过其他程序将其转化为调解书、裁定书或判决书的形式才能得到执行。而我国作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首批签约国之一,在未来需要通过修改法律和调整国内程序为公约的批准做好准备。因此,我国应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探索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审查机制、构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合作平台、统一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审查标准,并完善国际商事调解员认证机制与职业规范,为《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的最终落地做好准备,并以此为契机优化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论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的跨境执行:理论分析与制度建构

《新加坡公约》的生效对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得以顺利执行具有重大推进之效。传统依附型执行机制存证的问题印证了直接执行机制的价值,和解协议执行力的提升、商事调解非替代性的增强,均有利于提高我国营商环境。公约摒弃了调解地的概念,更彰显以执行地为视角进行制度构建的必要。归咎于现行法律体系未留足执行和解协议的“接口”,因此有必要为司法监督内外有别的状况设定法律依据,明确和丰富“国际性”案件认定标准,构建符合公约要求的司法审查程序,关注调解信息保密性。除国内法修改层面外,以国际商事法庭为先行试点,利用公约自身手段,控制公约批准时间,保障我国当事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也尤为必要。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衔接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文简称《公约》)标志着跨境执行框架的重大革新。作为《公约》的首批缔约国之一,我国有善意履行《公约》的义务。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我国应思考以何种现有制度为框架衔接《公约》。具体而言,我国面临的选择是:采用区分国内外和解协议的“双轨制”还是采用统一执行国内外和解协议的“单轨制”。本文先从“制度内容与《公约》的适配性”这一角度全面比较采用“单轨制”与“双轨制”的利弊;再从“司法实践与《公约》的匹配度”这一角度论证采用“双轨制”能更好地适应《公约》的适用范围——复杂的国际性商事争议;最后,本文从《纽约公约》落地我国的历史中得到启发,认为采用“双轨制”可以有效避免法律移植过程中的激进与仓促,从而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基于采用“双轨制”这一前提,本文对整体法律制度与具体衔接点的构建提出了设想。

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与对策

《新加坡调解公约》构建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体系,使调解成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和维护国际民商事秩序的重要方式。在《公约》已生效和我国已签署的情况下,是否批准《公约》成为我国亟须明确并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国立法及司法与《公约》的核心要求存在差异,批准《公约》涉及我国调解理念与制度转型,必须妥善处理适用范围、法律效力、执行和保留等关键问题。从签署和批准《公约》的实践看,世界主要经济体持观望态度,我国也应保持谨慎:一方面,准确评估《公约》对我国的影响和风险,通过内外有别的双轨制,减少《公约》对我国的冲击;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批准《公约》的条件和时机,做好批准前的试行工作,逐步完善我国涉外商事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