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在合同订立的融合

加入WTO后,中国日益融入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中国作为一个出口贸易大国,涉及国际货物买卖的纠纷日益增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融合适用就显得日益迫切。本文以合同订立中的环节为切入点,分析两者的融合与异同。

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不可抗力”认定问题的探讨

在国际贸易中,出现超出当事人控制能力的履约障碍,导致交易无法完成的情况被称为“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在各国民商法以及国际商业公约中都存在的概念。《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当前国际商品贸易中使用最广泛的准据法,其对“不可抗力”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这种规定在国际贸易实务中仍然存在争议。研究认为,为避免国际贸易实务中“不可抗力”认定的纠纷,使用双重准据法,在合同中采取正面清单原则订立“不可抗力”条款是合理的方式。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与类型判断

根本违约制度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规范贸易双方当事人的重要制度,具有产生解除合同这一严重法律后果的可能。CISG确定根本违约主要考虑“Detriment”和“Foresee”两个因素,构成根本违约既需符合“Detriment”客观要件,又需受主观要件“Foresee”的约束。考量根本违约构成要件,明确根本违约不同类型的划分依据,建立一个逻辑严谨的根本违约制度体系,能够使根本违约统一的判断标准扎根于各个国家的裁判法庭,促进各国企业在统一的法律环境中进行交易,满足公约的统一适用性及诚信原则,促进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下利率的确定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仅规定了债权人收取利息的一般权利,利率的确定成了公约中最大的缺漏之一,由此带来的实践混乱减损了公约的统一价值。依据公约第7条的规定,利率应被定性为公约的“法定外缺漏”,从而应依据公约所基于的一般原则解决;多数学者所提出的“充分补偿”原则,不符合通过比较法以及公约本身立法体系所确定的利息救济的功能定位,利率补缺应适用“既给予受害方补偿又不惩罚违约方”原则;因此,利率的确定应以保护受害人的返还利益为起点,剥夺违约方的不当得利。

货物品质异议期限与诉讼时效的法律辨析——兼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39、44条

货物品质异议期限和诉讼时效是两个既相似又有区别的法律概念,但在各法律制度中,立法者一般都注意到这二者之间的协调。《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虽对于异议期限作了系统而周密的规定,但未将诉讼时效问题列入其调整范围,于是在适用《公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异议期限和诉讼时效二者之间的法律冲突。解决这一冲突似乎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从立法角度解决,即修改国内法时效制度或参加《国际货物销售时效公约》,使其立法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统一法接轨;二是从司法角度解决,即相关国内法中的短时效制度如果与《公约》第39条第2款的立法本意相抵触,那么应根据"公约优先原则",排除适用该国内法。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内地与香港地区统一适用的可行路径

解决《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内地与香港地区统一适用问题,重在解决可行性问题。内地适用公约的规则与实践可以充当两地统一适用的既有条件。解决新问题可以考虑“三步走”:第一,两地共商共议,做出灵活制度安排;第二,细化制度,横向与纵深共同发力;第三,充分发挥我国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制度优势。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与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违约救济手段比较分析——从强制实际履行和宽限期内履行制度说开去

通过对《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和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中违约救济手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救济手段的规定相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的强制实际履行和宽限期内履行的规定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中的守约方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持合同效力,确保当事人根本订约目的的实现,减少因废止合同而造成的交易成本损失。因此,前者比后者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符合国际货物买卖交易的实际,更为合理可取。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我国的适用路径——以中化新加坡公司诉德国克虏伯公司案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107号指导案例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该案例明确在我国《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优先适用性。结合国内外案例和学界理论,我国法院在适用CISG公约时,首先要明确只要符合CISG公约适用范围,无需国际私法规则的指引,CISG公约即可在我国直接适用;其次要认定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排除了CISG公约的适用,尤其是默示排除的认定更为复杂。因此,法院还要掌握默示排除的判断规则。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要约效力

要约效力包括要约对受要约人的拘束力和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问题 ,英美法和大陆法的规定不同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则折衷和调和两大法系的差异。

浅谈货物买卖合同的解除——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部分比较分析

一、前言 买卖合同是贸易活动中各类协议的主要类型,一般指一方(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于另一方(买受人),对方(买受人)受领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并向出卖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但合同有效成立后,常因各种原因导致履行不能或履行不必要,当事人唯有通过解除自己的合同义务才能达到救济之目的,致使合同的解除成为必要.本文试通过对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之比较,探讨如下问题.

当前形势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基于CISG第79条第一款的解析

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判定新冠疫情是否属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79条第一款被免责的“障碍”,法院在碰到因疫情产生的合同纠纷应如何处理。

认定与承担——《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卖方的瑕疵给付

概念与分类 在贸易纠纷中,“瑕疵”是最常用的字眼。瑕疵可作不同的分类:从瑕疵是否存在于货物的物理状况本身,可分为物的瑕疵和权利瑕疵,前者是指标的物本身与合同不符或不具备标的物所应有的品质;后者则指标的物的权利不完整,存在着被追索的可能。在货物买卖合同中,卖方交付的标的物有瑕疵的,便构成瑕疵给付。《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CISG.以下简称《公约》)对营业地处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所进行的国际贸易中的瑕疵给付的认定,作出了规定。

论国际货物买卖中的风险转移——《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条款之评析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风险转移是指对风险造成的损失的承担的转移,意味着向风险的责任方索赔的权利从卖方转移到买方,直接关系到买卖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国际货物买卖法需要解决的很重要的法律问题.<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就风险转移的一般原则,风险转移的时间,以及违约对风险转移的影响作了比较详细、合理、公平和切合实际的规定,但该公约第68条存在诸多的缺陷,主要在风险转移的时间上偏袒了卖方.采用货物于目的地(港)交付给最后的买方时,为风险转移的时间是比较公平、合理的.

从《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看合同的强制实际履行和宽限期内履行制度——以CISG第46条及第47条为主要依据

通过对《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第46及47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CISG的框架体系中,第46条规定的合同强制实际履行和第47条规定的宽限期内履行合同义务的制度与救济手段中的损害赔偿相比,CISG的这两项规定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守约方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选择,使得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尽可能使合同可以按照签订当时的意愿进行履行,保证合同的有效性,减少因宣告合同无效而造成的交易成本的增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几点比较

自1999年10月1日之后，我国对外贸易合同既有可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又有可能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本文从适用的范围、合同订立的形式、不安抗辩权、解除合同、损害赔偿几方面对两者作了详细的比较，以助我国的外贸人员选择更为适用的法律来确保自己在合同中的利益。

我国新《合同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若干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于1999年3月15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内外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我国现行三部合同法中的一些内容与实际生活越来越不一致，甚至对经济发展产生障碍，三部合同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渐显现，制定统一合同法势在必行，新《合同法》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遵循与国际惯例接轨、融入世界经济大市场的宗旨。在吸收了世界各国先进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本文试图将国际贸易领域中最重要的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与新《给同法》若干规定作比较，并对新《合同法》作出简要评析。

从国际私法角度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学术界大多认为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一个实体法公约,人们对公约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对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问题上。然而公约中的有些内容却属法律选择问题,公约在直接规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同时,融进了法律适用原则,使公约不仅具有实体法性质,而且具有国际私法特性。了解公约这一双重特性,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条要约内容的确定性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条就要约的构成要件作了规定,其中关于要约内容的确定性的规定,引起了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一项要约是否必须包含货物、数量和价格三个要素才算明确?特别是对价格要素而言,在缺乏价值条款的情况下能否有效订立合同,以及第14条与第55条的关系。对此,公约第14条应和第55条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只要当事人的订约意图很明确,价格条款的缺省不会对合同的有效成立构成障碍。

国际商事合同违约损害赔偿计算若干问题探讨——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例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揭示了国际商事合同违约损害赔偿计算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公约确定的受害方可以采取的多种救济手段中,以损害赔偿作为最基本、普遍适用的救济手段。本文结合公约损害赔偿条款及实际案例,对国际商事合同违约损害赔偿额计算争议较多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在利润计算、时价计算、替代货物交易损害赔偿额计算等当事方争议较多的焦点问题上,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可适用性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当今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重要公约。到目前为止,该公约的缔约国已有70多个国家。该公约的可适用性(applicability)问题,即一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什么情况下适用该公约,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就某些相关问题做些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