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解决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国际法问题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意见程序中,小岛屿国家希望通过国际海洋法中海洋环境保护规则的解释和发展推动其他国家承担更多具体的气候变化减排义务。其焦点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项下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为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义务提供具体履行评价标准。《公约》第192条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一般性义务,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际法义务的系统解释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及其履行标准提供参考。但是,《公约》第192条的解释和适用必须考虑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特殊性,必须以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所设定的义务为限度,考虑国家各自的能力和发展需求,促进《公约》与全球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协同治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到案制度下的“查明义务”

不到案制度旨在实现到案国与不到案国诉讼地位的平等,法庭通过履行查明义务实现对不到案国的保护。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在确立管辖权以及其他程序性规则上存在特殊性,法庭需要结合实践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的条款,才能厘清查明义务的内涵。判断法庭是否充分履行了查明义务,不仅需要从形式上考察法庭履行查明义务的方式,还需就法庭对有关证据的适用和相关条款的说理进行实质性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强制调解的适用问题研究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一项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政治方法,强制调解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兼具政治和法律方法属性的强制调解在解决海洋争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与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规范化程序的运作,为争端解决提供有效建议。在使用强制调解解决海洋争端的过程中,明确可适用及应排除的争端范围、确保调解委员会应有的职权以及提升调解报告影响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强制调解的效能,从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和平安宁。在其他争端解决方法成效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强制调解可以为海洋争端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论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建议的国际法效力形成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6条第8款的解释和适用争议研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6条第8款关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建议性质和国际法效力的规定存在模糊性,这在沿海国划定外大陆架界限的实践中引发了争议。首先,委员会建议是沿海国划定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必要前提;其次,在依据科学标准确定的精确界线之下,沿海国并不存在自由划定外大陆架界限的空间;再次,沿海国不以委员会建议为基础划界实际上是对国际法义务的违反,沿海国不同意委员会建议时应当提交修订划界案或新划界案,而非通过国内程序擅自划界。为避免沿海国不合理的外大陆架划界主张对他国海洋权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造成损害,应通过扩大沿海国划界案和委员会建议的公开范围,规范委员会与提案国、利益相关国之间的信息互动等措施完善委员会建议的国际法效力形成机制。

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的认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效控制条款解释及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条款中“有效控制”的规定语意模糊,国际海底管理局秉持监管控制解释思路,致开发资格标准过于宽松,纵容了“借壳开发”行为。单一监管控制标准混淆国籍与有效控制概念,强化发达国家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支配地位,严重违背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有效控制条款解释与适用,应借鉴国际法中对资源的实际管控能力与国内法中对经营管理施加影响的经验,引入经济控制要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综合运用条约解释方法。构成要件可参考领土主权中的有效控制,分为排他行使控制权意愿的主观要件与存在监管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实际联系的客观要件。后者判定应采取实质性审查立场,以监管控制为原则,经济控制为例外。其中,经济控制以实际控制人、利润分配流向及申请主体中主要经营管理机构及人事控制机构成员所在国逐步判断。中国正处于深海立法的探索阶段,应充分利用法律解释工具,为深海治理议题贡献中国智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背景下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管辖权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确立的重要权力,是沿海国管辖权在海上的延伸。我国海事管理机构作为海上重要执法力量,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构架下,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执法存在界限不清、权力不明、执法薄弱等问题,不利于海事巡航价值的体现和对专属经济区权益的维护。要推进海洋基本法等立法工作,加强执法实践和国际合作,不断破解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问题,维护我国海上权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

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维护公约精神、履行公约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拥公约赋予的权利——国家利益,并得到公约的强力保障。然而,作为折衷产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海洋法律秩序,但"软法"的迹象显现。就我国岛屿争端的现实来看,公约在争端解决上少有效用,我国的海洋权益屡次被声索国恶意利用公约之名侵占。本文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对我国保留公约缔约国身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结论是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共存,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退出公约,可望争取更广大的处理空间。

论俄罗斯对北部海航道的法律管制——兼论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冲突

北极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环北极八国之一的俄罗斯对北部海航道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法律管制。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相关规定却有与国际法相冲突之处,这些冲突影响到各国在北部海航道的通行,也对未来国际法解决北部海航道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演变与影响分析

美国曾经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谈判与起草,但在《公约》开放签字时,美国突然拒绝加入。近期,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国会批准《公约》,包括美国国务院、军方和产业界在内的诸多力量积极支持加入《公约》。论文阐述了美国对《公约》的立场转变,总结了美国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公约》的理由,详细分析了近期美国积极推动加入《公约》的原因,并对美国加入《公约》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性仲裁”的限制条件——兼评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的仲裁

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强行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国际仲裁,相关的仲裁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必要性的特征,但是其又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条件都与仲裁庭的管辖权有关:"强制性仲裁"必须是基于争端各方已经协议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且仍未能解决争端的前提下才能采用,这是仲裁前置程序限制;"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案件必须符合该公约第281条第1款所规定的受案范围,这是仲裁庭受案范围限制;"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事项不能属于争端方已经作出的保留范围,这是争端方保留范围限制。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国际仲裁案中,上述三个条件没有一个完全被满足,该仲裁申请理应被依法驳回。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保留”与“例外”之适用

中国在200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百九十八条所作的声明,属于例外而非保留。而例外恰是对该条款的正当适用,即,在该公约授权下,中国有权作出此项任择性例外声明,以排除在3类特定争端上的强制程序管辖权,而"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本质上属于此3类争端范围之内,因而中国在该案中所持之"不接受、不参与"立场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历史性权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地位

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水域的理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条约解释规则及时际法理论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否认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唯有通过利益相关国的不断努力才能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历史性权利在公约中的地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法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制定过程导致其在立法技术、原则立场、权益划分和争端解决层面具有特殊的立法特点。《公约》的实施对中国海洋安全的维护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但在新的形势下其很多规定对中国来讲弊大于利。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中国目前不会考虑退出《公约》及其所确立的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对于万一可能出现的某种极端最坏情况也不得不防。中国应当以辩证的态度重新审视与《公约》的关系,在留在《公约》体系内的前提下尽量利用《公约》规则,以维护自身海洋安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制下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对策建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建立的海洋法律制度第一次对国家海洋权益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世界海洋新秩序的确立和国际海洋事务新时代的到来。然而,濒临半闭海的我国在主张《公约》所赋予的海洋权益时,与我国的海上邻国产生矛盾,尤其在海域划界、岛屿主权归属、海洋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应加强对《公约》的研究与应用,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完善我国的海洋法律制度。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对争议海域的实际控制,积极准备海洋勘测资料及相关论证材料,以期全面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广泛、最全面、最有影响的管理和规范海洋活动的国际公约,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虽然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制订,但时至今日仍未批准《公约》,令人费解。本文回顾了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渊源,通过《公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关联性的论述,探究美国未批准加入《公约》的缘由。本文认为,随着国际海洋形势和美国自身实力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批准《公约》是大势所趋。美国一旦批准《公约》,必将附加对其更加有利的额外声明、条件等,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

北极地区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权利义务及其与地理不利国家之间的关系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其战略价值一时凸显。环北极国家为了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略优势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争端。除了北极八国间存在着主权与主权权利的争端外,各地理不利国家也纷纷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主张其在北极地区应有的权利和利益,由此加重了北极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性。鉴于现有的北极多边法律文件以及环北极国家行使主权的实践,在"人类共同继承"原则下,亟需澄清环北极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权利义务,进而协调好它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理不利国家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海盗的惩治

以介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行为的界定、海盗行为的管辖原则及登临和紧追为基础,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这些问题规定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

海洋维权执法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南海仲裁案第13项仲裁请求裁决评析

仲裁庭无视对菲律宾第13项请求进行判断的前提——黄岩岛主权归属及沿海国的确定,武断地得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1(b)不适用于领海的结论。仲裁庭对菲律宾第13项请求不具有管辖权。菲律宾船舶在我国黄岩岛领海的通过不能构成无害通过,我国有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5条采取必要的步骤以行使保护权。在行使沿海国保护权的特殊情形下,应对《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适用于船舶航行进行严格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条的义务主体是船旗国,义务的属性是管辖义务,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并不必然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条的义务。

海权的国际法释义——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海权是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是一种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法权;海权是国家在海洋中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一种安全权和自卫权;海权还是主权国家的发展权。随着国际海洋新秩序的确立,国际社会应该重新认识和定位海权。我国政府应维护我国的海权,推动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权利挑战、规则重构和诉讼愿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未明确提及全球气候变化,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愈发紧密。这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洋暖化或酸化等问题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和解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海平面上升是否会导致领海基线移动、岛礁法律地位变更,将对一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法律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造成潜在的威胁和破坏,如何通过规则重构的方式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碳排放、海洋暖化或酸化、大气污染跨界损害的有效规制是国际社会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但在诉讼主体资格、法律义务和可归因性的认定等方面,国际诉讼活动仍面临着诸多的法律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