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调解制度的适用、局限及对策

强制调解制度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仅适用于解决符合特定条件的特殊类型的海洋争端。设立强制调解制度的目的是协调沿海国管辖权与其他国家合理利用海洋诉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确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强制调解制度已经付诸实践,并切实解决了国家间的海洋争端。强制调解制度虽然有其自身优势,但是仍存在诸多局限。为充分发挥强制调解制度的功效,应采取相应措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原则性规定加以补足,以突破该制度的局限。具体措施包括鼓励当事国在调解开始前和进行中合作推动程序顺利进行,明确委员会的自身定位及其职权范围,以及避免失败的调解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解决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国际法问题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意见程序中,小岛屿国家希望通过国际海洋法中海洋环境保护规则的解释和发展推动其他国家承担更多具体的气候变化减排义务。其焦点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项下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为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义务提供具体履行评价标准。《公约》第192条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一般性义务,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际法义务的系统解释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及其履行标准提供参考。但是,《公约》第192条的解释和适用必须考虑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特殊性,必须以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所设定的义务为限度,考虑国家各自的能力和发展需求,促进《公约》与全球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协同治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到案制度下的“查明义务”

不到案制度旨在实现到案国与不到案国诉讼地位的平等,法庭通过履行查明义务实现对不到案国的保护。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在确立管辖权以及其他程序性规则上存在特殊性,法庭需要结合实践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的条款,才能厘清查明义务的内涵。判断法庭是否充分履行了查明义务,不仅需要从形式上考察法庭履行查明义务的方式,还需就法庭对有关证据的适用和相关条款的说理进行实质性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强制调解的适用问题研究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一项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政治方法,强制调解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兼具政治和法律方法属性的强制调解在解决海洋争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与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规范化程序的运作,为争端解决提供有效建议。在使用强制调解解决海洋争端的过程中,明确可适用及应排除的争端范围、确保调解委员会应有的职权以及提升调解报告影响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强制调解的效能,从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和平安宁。在其他争端解决方法成效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强制调解可以为海洋争端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环境诉讼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放中的适用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放一年多来,尽管日本方面声称排放的核污染水符合安全标准,监测无异常,但事故频发,对海洋的威胁风险依然很高。虽然可以采取相关监测和预防措施,但更需要根据客观的国际标准,以科学证据证明海洋环境污染,并在诉讼中有效地提出这些论据。因此,本文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下的海洋环境保护诉讼案件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如何依据UNcLOS附件Ⅶ将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放问题提交仲裁庭,并提出有利于维护我国权益的论据。

论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建议的国际法效力形成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6条第8款的解释和适用争议研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6条第8款关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建议性质和国际法效力的规定存在模糊性,这在沿海国划定外大陆架界限的实践中引发了争议。首先,委员会建议是沿海国划定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必要前提;其次,在依据科学标准确定的精确界线之下,沿海国并不存在自由划定外大陆架界限的空间;再次,沿海国不以委员会建议为基础划界实际上是对国际法义务的违反,沿海国不同意委员会建议时应当提交修订划界案或新划界案,而非通过国内程序擅自划界。为避免沿海国不合理的外大陆架划界主张对他国海洋权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造成损害,应通过扩大沿海国划界案和委员会建议的公开范围,规范委员会与提案国、利益相关国之间的信息互动等措施完善委员会建议的国际法效力形成机制。

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的认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效控制条款解释及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条款中“有效控制”的规定语意模糊,国际海底管理局秉持监管控制解释思路,致开发资格标准过于宽松,纵容了“借壳开发”行为。单一监管控制标准混淆国籍与有效控制概念,强化发达国家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支配地位,严重违背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有效控制条款解释与适用,应借鉴国际法中对资源的实际管控能力与国内法中对经营管理施加影响的经验,引入经济控制要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综合运用条约解释方法。构成要件可参考领土主权中的有效控制,分为排他行使控制权意愿的主观要件与存在监管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实际联系的客观要件。后者判定应采取实质性审查立场,以监管控制为原则,经济控制为例外。其中,经济控制以实际控制人、利润分配流向及申请主体中主要经营管理机构及人事控制机构成员所在国逐步判断。中国正处于深海立法的探索阶段,应充分利用法律解释工具,为深海治理议题贡献中国智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背景下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管辖权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确立的重要权力,是沿海国管辖权在海上的延伸。我国海事管理机构作为海上重要执法力量,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构架下,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执法存在界限不清、权力不明、执法薄弱等问题,不利于海事巡航价值的体现和对专属经济区权益的维护。要推进海洋基本法等立法工作,加强执法实践和国际合作,不断破解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问题,维护我国海上权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

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维护公约精神、履行公约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拥公约赋予的权利——国家利益,并得到公约的强力保障。然而,作为折衷产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海洋法律秩序,但"软法"的迹象显现。就我国岛屿争端的现实来看,公约在争端解决上少有效用,我国的海洋权益屡次被声索国恶意利用公约之名侵占。本文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对我国保留公约缔约国身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结论是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共存,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退出公约,可望争取更广大的处理空间。

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期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存在问题及应对机制研究

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时期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UNCLOS确立了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基本法律框架;全球性和区域性渔业公约为资源的养护和利用提供了具体法律保障;区域渔业组织是实施国际渔业资源法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国际海洋渔业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资源属性与现行渔业制度安排存在冲突;渔业组织的法律地位有待强化;公海配额分配机制有待完善,等等。应对之策:发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一协调作用,采取多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协调好国际组织和国内机构的运作机制;建立以义务履行的多少来称量权利的获取多少的配额分配标准;加强公海渔业监管力度,推广监测系统监控设备、实施公海联合执法机制,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的捕鱼行为。

斯瓦尔巴群岛海域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

斯瓦尔巴群岛是北极地区的重要岛屿,1925年生效的《斯瓦尔巴群岛条约》在群岛上确立了"主权确定,共同开发"的原则,但是条约的适用范围并未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随着海洋法的发展,条约所建立的公平制度是否可以适用于群岛的上述区域,挪威与其他缔约国就此产生争议。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遵循《斯瓦尔巴群岛条约》的宗旨,对该条约作出目的性解释是解决群岛海域法律适用问题较为可行的方法。

论俄罗斯对北部海航道的法律管制——兼论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冲突

北极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环北极八国之一的俄罗斯对北部海航道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法律管制。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相关规定却有与国际法相冲突之处,这些冲突影响到各国在北部海航道的通行,也对未来国际法解决北部海航道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演变与影响分析

美国曾经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谈判与起草,但在《公约》开放签字时,美国突然拒绝加入。近期,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国会批准《公约》,包括美国国务院、军方和产业界在内的诸多力量积极支持加入《公约》。论文阐述了美国对《公约》的立场转变,总结了美国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公约》的理由,详细分析了近期美国积极推动加入《公约》的原因,并对美国加入《公约》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性仲裁”的限制条件——兼评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的仲裁

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强行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国际仲裁,相关的仲裁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必要性的特征,但是其又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条件都与仲裁庭的管辖权有关:"强制性仲裁"必须是基于争端各方已经协议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且仍未能解决争端的前提下才能采用,这是仲裁前置程序限制;"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案件必须符合该公约第281条第1款所规定的受案范围,这是仲裁庭受案范围限制;"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事项不能属于争端方已经作出的保留范围,这是争端方保留范围限制。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国际仲裁案中,上述三个条件没有一个完全被满足,该仲裁申请理应被依法驳回。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保留”与“例外”之适用

中国在200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百九十八条所作的声明,属于例外而非保留。而例外恰是对该条款的正当适用,即,在该公约授权下,中国有权作出此项任择性例外声明,以排除在3类特定争端上的强制程序管辖权,而"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本质上属于此3类争端范围之内,因而中国在该案中所持之"不接受、不参与"立场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法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制定过程导致其在立法技术、原则立场、权益划分和争端解决层面具有特殊的立法特点。《公约》的实施对中国海洋安全的维护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但在新的形势下其很多规定对中国来讲弊大于利。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中国目前不会考虑退出《公约》及其所确立的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对于万一可能出现的某种极端最坏情况也不得不防。中国应当以辩证的态度重新审视与《公约》的关系,在留在《公约》体系内的前提下尽量利用《公约》规则,以维护自身海洋安全。

历史性权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地位

历史性权利是历史性水域的理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条约解释规则及时际法理论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否认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唯有通过利益相关国的不断努力才能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历史性权利在公约中的地位。

《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对我国远洋渔业的影响

一、<协定>出台的背景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以来,截止到2000年10月,世界上已经有105个国家建立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使原来在别国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内作业的渔船纷纷转向公海,包括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在内的公海鱼类面临着形势更为严峻的捕捞压力.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广泛、最全面、最有影响的管理和规范海洋活动的国际公约,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虽然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制订,但时至今日仍未批准《公约》,令人费解。本文回顾了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渊源,通过《公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关联性的论述,探究美国未批准加入《公约》的缘由。本文认为,随着国际海洋形势和美国自身实力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批准《公约》是大势所趋。美国一旦批准《公约》,必将附加对其更加有利的额外声明、条件等,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制下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对策建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建立的海洋法律制度第一次对国家海洋权益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世界海洋新秩序的确立和国际海洋事务新时代的到来。然而,濒临半闭海的我国在主张《公约》所赋予的海洋权益时,与我国的海上邻国产生矛盾,尤其在海域划界、岛屿主权归属、海洋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应加强对《公约》的研究与应用,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提高公众的海洋意识,完善我国的海洋法律制度。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对争议海域的实际控制,积极准备海洋勘测资料及相关论证材料,以期全面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