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法典化论争下的立法模式省思——以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修立流变为镜鉴

美国证据法法典化以《联邦证据规则》为节点,大致经历了前法典化准备时期、法典形成时期、法典修正困难时期、法典遭遇集中反思时期四个发展阶段。除了判例法的长期积累、理论准备的成熟及立法取径的反复调适,法典形成还受到法典发展的形式理性化、明确统一规则的现实需求与司法限权的实质需要等因素的促动。从理论层面来看,法典化形成过程与证据法的纯化路线有关,其此后遭遇的问题除了与这种路线选择有关之外,也与证据规则的基础是否牢固,成文证据法典与普通法的复杂适用关系以及立法稳定性与僵化性等理论问题都有所关联。而这种流变考察及理论问题的分析对反思我国证据立法模式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我国证据法法典化需要考虑法典立法的必要性,也需要考量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关系和限制法官裁量权的方式,兼顾立法基础的既成性以及信息科技时代发展下立法的技术性问题。

中国证据法改革者面临的选择--从《联邦证据规则》与《加州证据法典》之对比中获得的启示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作为英美成文证据法的典范,常常受到我国学者的青睐。但该规则并非可资借鉴的唯一美国模式。生效于1967年的《加州证据法典》被普遍认为在对普通法规则的修正方面获得了成功。其影响不仅限于加州地区,而且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许多条款都曾以《加州证据法典》中的相应规定为范本。但在许多情况下,《加州证据法典》与《联邦联邦规则》在调整同一问题的规定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它们体现了起草者不同的政策选择。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中国证据法改革者做出最契合本国文化和法律价值观的证据性选择。

《联邦证据规则》的象征主义——被创造者、堕落者和被救赎者

总的来看,《联邦证据规则》是一个伦理体系,不仅是规范、价值或者文化概念,也是理解世界的一种名符其实的方式。这种方式,与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实际上应当如何运转—如果不受拘束的话—的最佳理解是相一致的。在每条规则的背后,都是关于律师、委托人、证人、陪审员和法官的性质和性情的假设,以及关于证据本身的性质的假设。这些假设代表的是《联邦证据规则》的制定者的理解,即在一个由被创造者、堕落者和被救赎者所构成的制度中,正义的命令是什么。通过引用《联邦证据规则》全部67条规则,本文探讨了《联邦证据规则》的象征主义这种将它们总成一体的方式,并揭示和评估了我们对那些它们所规制的人员的根本性的共同认识。

逻辑与法律之间的又一个冲突——根据关于专家意见可采性的《联邦证据规则》703对待第二手事实的戈尔迪之结

201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Williams v.Illinois案件中,就《联邦证据规则》703的适用形成了"703多数意见"、"Crawford多数意见"和相对多数意见。本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规则703准许的对第二手报告的运用是否构成一个对庭外陈述的合法非传闻运用?如果不是,法院在未来如何适用规则703?本文审视了Williams案件裁决之前规则703的学理状态;描述了Williams案件中各个大法官在规则703问题上的立场;讨论了703多数意见和相对多数意见之间的争议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从逻辑角度和立法解释角度评估了各种立场的优劣。

美国证据法上的辨认和鉴真规则

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是美国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在法官采纳展示性证据之前,证据提出者必须证明其所提出的展示性证据就是其所主张的那些东西而不是别的,这一证明过程便是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它是展示性证据可采的前提条件。作为一项旨在为证明奠定基础的证明性规则,辨认和鉴真是证据法向证据提出者施加的一种负担。尽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了几种辨认和鉴真的方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必要将其类型化,因为辨认和鉴真规则构成诉讼证明之基石。

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分析与借鉴

为深入理解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内涵和要求,结合经典判例与成文法规定,对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分析认为:可采性标准从Frye标准之机械的"普遍接受"原则,历经《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和Daubert规则,逐渐发展成为法官依据法律原则对可采性进行自由裁量;法官以科学的经验性为哲学基础进行自由裁量,是判别科学证据可靠性与科学性的发展趋势;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鉴定意见可采性制度可以从可采性判断的程序设置、深入实质进行审查判断、加强司法领域与各领域联系3个方面加以完善。

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Williams v.Illinois判例及启示

Williams v.Illinois案反映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对质权应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专家证言形式的科学证据,尤其是一个专家基于另一个未出庭专家制作的法庭科学报告而出庭作证时该如何适用对质条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质权如何适用于科学证据问题上各方观点存在严重分歧,揭示了科学证据与对质权的持续紧张关系、对质权适用于科学证据的各种处理模式以及不同处理模式所显示的刑事诉讼价值取舍与平衡。Williams v.Illinois案的判决意见对中国刑事鉴定意见对质制度的规范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事实与法律的博弈:美国证据有限可采性研究

在美国证据法中,有限可采规则是可采性规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证据的有限可采性以多重可采性为逻辑前提,二者联系密切而又有所差异。根据有限可采性规则采纳证据时应当注意:为有限目的而采纳证据,法庭必须基于及时的请求将证据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并向陪审团作出指示。有限可采性规则旨在促进证据的采纳,有助于实现准确价值,更是集中体现了公平竞技的精神。就局限性而言,有限可采性规则可能成为规避证据排除规则的手段,并且限定性指示的效力也存在局限性。

证据法的公平竞技精神之美国样本与中国图景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庭审中的公平竞技则是法律公平的现实写照。庭审中要确保公平竞技有赖于审判的制度背景。陪审团审判制度和对抗式诉讼模式是美国法庭中公平竞技的制度保障。除此之外,公平竞技的贯彻还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密不可分。可采性规则为公平竞技提供了基础,交叉询问机制为公平竞技提供了技术规则,被告人品性证据规则为公平竞技设置了合理界限。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所彰显的公平竞技精神为我国当前的证据立法提供了现实样本。

从过去30年美国使用专家证言的法律经历中应吸取的教训

本文探讨了Frye标准,并将Frye案与Daubert案进行了比较,认为大多数遵行Daubert案的司法辖区,法院已经选择终结对传统科学、软科学和非科学专门知识免于审查的做法。在许多遵行Daubert案的司法辖区,法院开始认识到,基于硬科学技术的专家证言的可采性问题仅仅是冰山之一角。从过去30年美国使用专家证言的法律经验中应汲取的教训是,仅仅狭隘地关注硬科学证言是一个重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