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文忠公遗集》的刊刻论曾国藩对个人遗集的隐忧

同治六年(1867)武昌书局版《胡文忠公遗集》,由先后继任湖北巡抚的郑敦谨、曾国荃负责发刻,而最早负责编纂胡氏遗集的是汪士铎。汪士铎在编纂之初,便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但所编同治三年(1864)十卷本《胡文忠公遗集》却未得到曾国荃的认可。曾国荃主持刊刻的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让曾国藩对个人遗集的刊刻产生了极大的隐忧。曾国藩的刻书理念在于一个“精”字:内容之“精”与数量之“精”。由此来看,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让曾国藩的隐忧“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