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法》绿化的理论阐释与制度表达

法律体系在整体上的绿化转型,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立法发展完善的明确趋势,《能源法》的绿化也势在必行。《能源法》的绿化不仅体现为时代发展的外部需要,更是一种内生的制度需求。《能源法》的绿化应坚持异质思维、协同思维和系统思维,异质思维主要解决《能源法》绿化的基本定位问题,协同思维主要体现《能源法》的目标取向问题,系统思维主要明确《能源法》绿化的立法表达问题。《能源法》绿化的系统表达,应体现在多元立法目的并进、结构性制度优化以及衔接性规范设计等不同立法层次。

英国2023年《能源法》正式生效

【英国政府网站2023年10月26日报道】英国政府2023年10月26日宣布,2023年《能源法案》已获得皇家批准,并于当日正式成为法律,为推进能源转型,进而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净零排放和确保家庭能源账单的可承受性奠定了基础。该法将推动私营企业投资1000亿英镑,用于建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论《能源法》环境保护价值及实现进路——以完善企业环境责任规范为视角

目前,《能源法》的修订正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能源行业普遍具有较高环境风险,因而环境保护是《能源法》立法目的及价值定位中的应有之义。能源是经济命脉,能源企业是命脉之基石,能源企业环境责任担当是现代能源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之一,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将能源企业环境责任作为支点。在《能源法》立法中实现与《环境法》有关联、不冲突、更具体的有效衔接,完善能源法中企业环境责任规范、实现《能源法》环境保护价值,以利于《能源法》更好地发挥杠杆作用,带动能源、经济与环境"2+1E"协调发展。

《能源法》与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结构

《能源法》的制度设计是中国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链接的起点与归属,直接决定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绩效与制度成本之比,决定中国能源法律的制度结构。《能源法》应以能源基本法定位立法,单行能源法只有根据《能源法》的法理和制度规则进行制定或者梳理、修订,才能成为能源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拟制定《能源法》的定性定位问题

拟制定《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启动10年却未能走进全国人大立法议程的原因之一,是对它的定性定位缺乏理性认识。对于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综合性、基础性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作为能源基本法的法律;并非一定要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作为能源基本法的法律。借鉴间接经验教训是唯物主义方法论下的不可或缺路径。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及能源法律群状况是理性认识这一问题的客观基础。我国的拟制定《能源法》内容上宜以政策性、原则性和框架性为主,名称上冠以《能源政策基本法》较妥,定性定位应该是能源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

论《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基本原则的整合

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原则、国际能源合作原则、节约优先原则是保障能源安全原则的应有之义。能源普遍服务仅存于能源供应与服务之中。能源统一管理和能源管理体制的规定相差无几。因此,《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基本原则的增删和保留在所难免。以此为契机,可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基本原则整合为保障能源安全、市场配置资源、能源财税政策和能源科技创新四项基本原则。

论《能源法》绩效指标及其制度实现

绩效指标既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制度评估的标准,因而是表征《能源法》从"效力"到"实效"的最佳尺度。然而,绩效指标只有在制度环境得以改善特别是包括预算制度在内的宪政制度完善时才可能入法。中国《能源法》暂不宜规定绩效指标,但可以规定绩效指标的构成、效力、实施条件等作为行政行为或制定行政规范的依据,待有关制度完善后再适时修订《能源法》。

再论《能源法》的理性与制度设计

汇集政党政治的制度理性直接决定着《能源法》的生命力,然而制度理性必须从政治宣言演绎为具体制度设计。停留在政治宣言的政党政治虽然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理由,但不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具体的行动规则。为了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服务于能源立法现代化,政党政治必须成为《能源法》的制度设计。

《能源法》的几个重要问题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于2007年12月3日起公开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活动计划至2008年2月1日结束。至此，能源法起草周期已历时两年。随着中国经济决速增长，日益严峻的能源环境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于《能源法》的出台，有着许多期待。

能源财税法定原则及其制度实现——基于《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规范分析

2008年《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其立法程序的推进没有如当初预估的那样乐观。2014年能源革命的国家战略定位又一次形成了推动能源立法的政治驱动。《能源法》(征求意见稿)重视能源财税制度的设置,确定了鼓励能源开发为能源财税政策的基本原则。能源立法需要正确对待作为财税法最高原则的财税法定原则,并力争在将要制定的《能源法》中着重凸显,进而将既有的政策驱动式的能源财税立法模式调整为法律主治模式。

《能源法》将现雏形“能源部”仍存悬疑

对中国能源战略全局具有深远影响的《能源法》起草工作,即将迎来一个新的节点。 10月20日,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能源法》起草专家组组长徐锭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透露,《能源法》正式稿最近已修订完毕,很快就将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最快11月初将现出“庐山真面目。”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四章的评价与完善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四章对能源开发利用集中立法并规定生态环境补偿值得肯定,但其存在能源开发与能源加工转换并列立法、立法术语使用混乱、能源基地建设立法错位、能源资源所有权规定有失妥当等诸多问题。建议把第四章拆分整合为能源开发和能源利用两章,前者中写入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准入等制度,后者中规定能源就地转化与能源加工转换项目准入、环境留置权和能源存留制度,并对能源国家所有权、能源的合理开采、能源基地建设等一些制度所在章节进行调整。

能源发展 有法可依——《能源法》立法开门纳言

2006年1月24日《能源法》立法起草工作起草组成立，由国家能源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法制办等15家单位参与组成，国家发改委主任、国家能源办主任马凯担任起草组组长，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徐锭明任起草专家组组长，在能源办战略规划组下设立常设机构秘书处，起草工作拉开序幕。2006年5月1日起，能源办和国家发改委开始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向社会征集《能源法》草案的制订意见和建议。

广开言路 论能源战略——《能源法》征求民企意见座谈会在京召开

为应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能源形势,保障能源和经济安全,实现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周凤起谈《能源法》

周凤起曾任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现任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中国能源研究会顾问、中国节能协会、中国能源投资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办公室主任。

从《能源法》草案看我国的能源市场体系框架

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资源。我国的能源长期由政府独家管理(生产、管理、定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这种体制已不能能满足日益需要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能源法》草案勾勒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能源市场框架:能源市场主体制度;市场化定价为主的能源价格体系;能源技术市场;节能服务市场。从而确保我国能源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以《能源法》为契机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兼谈如何破除《能源法》的立法困境

《能源法》的出台前景尚不明朗,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部门立法的固有思维不能满足复杂经济社会领域立法的新要求。要想破除《能源法》的立法困境,必须大胆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具体包括基本法模式创新、政策法模式创新和制度法模式创新。以制定《能源法》为契机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不仅是破解当前困局的路径,而且会带来经济社会立法新格局。

论《能源法》中的海洋能定位

2020年《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仅提到推进海洋能开发,而未明确规定海洋能发电,这不符合海洋能开发实践,有损可再生能源发展逻辑的严谨性和能源普遍服务的公平性。建议在《能源法》中规定国家实施水能、风能、太阳能发电的同时,也明确规定国家实施海洋能发电。

能源安全观助解我国《能源法》之结

中国已相继出台诸如《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与能源有关的法律法规,但严峻的能源形势使得一部能源领域的基本法的制定成为迫切需要。美国《能源政策法2005》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能源法》的构建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中国要制定《能源法》首先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对《能源法》进行科学定位。能源安全观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对把能源安全放在首位的《能源法》来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个基本理念将对《能源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理性建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能源法》征求意见及《资源税法》施行 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绿色发展

2020年4月10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能源法")。从2020年9月1日起,由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以下简称"资源税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能源领域发生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我国能源革命深入发展,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