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土耳其主流英语媒体涉疆报道的话语分析——以《自由报》《晨报》(2019-2022)为例

在中国与土耳其的交往中,涉疆事宜是极易引起分歧却又绕不开的话题。2019—2022年间土耳其两大主流英文媒体《自由报》和《晨报》的涉疆报道在数量、议题、话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通过已建立的两个语料库在主题词和三大核心词China/Chinese、Xinjiang、Uighur(s)的扩展意义单位的分析表明,两大媒体关注的议题主要聚焦于新疆的人权状况,传递出明显的消极语义韵。其表达对华成见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强化维吾尔族人的种族与宗教属性;污名化新疆地区的“教培中心”;把医疗、教育、文化等议题政治化;使用消极语言。这与土耳其的“双泛”思想和其在中东与中亚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土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土耳其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站位也将随之调整,涉疆报道的数量与态度也会改变。

《自由钟》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梁启超作为近代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其著述在韩国开化期广为流传。李海朝是这一时期新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深受梁启超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他的小说明显借鉴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和理论主张,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自由钟》,在内容上多次引述梁启超《自由书》的原文,探讨了小说的批判精神、女性意识和重视教育等问题。李海朝同样鼓励创作具有启蒙意义的新小说,强调女子应享有自由、社交和受教育的权利,并批判传统教育方式,认为教育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途径。在形式上,《自由钟》受到梁启超讨论体小说的影响,通过妇女们讨论的形式,宣扬文明开化和自由独立的思想。对《自由钟》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中韩文学交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压抑、释放、升华——从精神分析学视角解读乔纳森·弗兰岑的小说《自由》

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的小说《自由》讲述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从幸福到破裂的故事。本文以精神分析学中的压抑、释放与升华为切入点,剖析伯格伦德家庭破裂的原因。整部作品重点塑造了两个在“自由”掩盖下放纵力比多的人物形象,而家庭最终得以复合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人公实现了力比多的升华。这不仅使他们实现了与自身的和解,也避免了自身的力比多与社会产生冲突,为社会文明的真正“自由”贡献了个体力量。

试论《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

1949年11月创刊的台湾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提供了大量颇具艺术品味的作品,并为台湾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范式。目前两岸的台湾文学史著述中,谈及50年代的台湾文学,多是简单划一地谈其战斗文艺。有关《自由中国》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政治或经济等问题上,很少从文化和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以《自由中国》的文艺栏为分析场域,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探悉其与台湾文坛的密切关系,力求再现50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风貌。

思想与角色: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解读

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和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表现出很明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主要归因于胡适身负自由主义领袖和流亡"政权"同盟者的双重角色,体现出在非常情势下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思想意识中"国权"与"人权"的紧张。

朝鲜战争爆发与大陆迁台自由派学人言论方向的转变——以《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中心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走,只是他们的问政心态和言论方向常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种情况在战后台湾社会也有延续。1951年前后,大陆迁台自由派学人的言论方向发生过一次大转变,这次大转变的内因,当然是国民党当局"国策"的变化,而外在契机,则与朝鲜战争直接相关。这是因"内外"问题而影响"上下"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

黄嘉音时期《自由谈》风格研究

20世纪30年代后期《申报》副刊《自由谈》在黄嘉音主持下,独辟蹊径地开创了具有清新风格的准“西风”之路,采用西洋杂志文的体裁,关注“社会与人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报业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黄嘉音本人的西风社背景。

《自由谈》时期鲁迅杂文文体意识的自觉

历来对《自由谈》时期鲁迅的杂文写作褒贬不一，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鲁迅杂文的写作数量不仅空前增加，而且在政治高压与商业氛围的包围中逐渐形成了“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比较纯熟的写作样式。如果将《自由谈》的商业属性与鲁迅一贯的批判性立场结合起来看，

19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者政治理念——以《自由中国》杂志为例

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出于反共和寻求美援的需要,一度支持自由主义杂志《自由中国》的创刊,该杂志成为从大陆四散的自由主义者在台湾集结的据点。在反共的前提下,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中国》为阵地,多方面对台湾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提出激烈的批评,并提出了相应的政治主张。而当自由主义者与台湾本土精英结合准备组织新党之时,国民党拘禁雷震,《自由中国》停刊,台湾自由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自由作家》对现代教育改革的启示

影片《自由作家》的题材来源于真实生活,讲述了一位名叫艾琳.格鲁维尔的女教师如何改变一群遭受严重种族歧视的学生的生活态度的故事。本文从电影《自由作家》所反映的教育理念角度出发,联系类似题材影片对其所体现的现代教育理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其目的在于为此类影片的欣赏提供另外一个更加深刻的角度,并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国权”与“人权”:《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论述演变

1949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将自由人权视为"长板坡里的赵子龙"那样的主角地位,一方面更倾向于在"国权"之下论"人权",强调自由人权与国权之间关系的一致。《自由中国》作为1950年代台湾地区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言论阵地,对于"人权"与"国权"的论述,却经历了一个从国权优先到人权优先的演变。在后一过程中,《自由中国》同人虽然进路各异,策略不同,最后却都在"人权"高于"国权"上合流。然而尽管在可明言的层面上达成了这一认知,在未可明言的层面上却难免陷于矛盾处境,说明自由主义理论在东方确实面临不同于西方的语境。

必要性与奢侈性: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生存经验的文学再现——以哈金的《自由生活》为例

论文以美国华人文学作家哈金的《自由生活》为例,探讨新移民知识分子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存经验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作为新移民知识分子在美生存经验的写照,哈金的《自由生活》通过武男的奋斗经历为挣扎于"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华人新移民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道路——按照从"必要性"到"奢侈性"的奋斗路径,通过空间转移、自我放逐等手段实现"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统一,解决物质上的生存压力和精神上的存在危机。新移民知识分子在"必要性"和"奢侈性"之间的生存经验也有普遍性,对那些挣扎在谋求生存与自我实现之间的普通人也有启发意义。

《申报·自由谈》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以1932-1935年间的《自由谈》为中心

二十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自由谈》为阵地,引导广大市民关注社会事件,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会问题,倾注人文关怀,多方位构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精英特质。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马星野与《自由中国》关系的初考察

尽管马星野与《自由中国》的关系是中国新闻史发展潮流中的"点滴",但它折射出的是以马星野为代表的一类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和困境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两岸新闻学界对此尚未有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根据《马星野档案》及两岸学者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论述,指出这种方式的"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讲并不完全取决于新闻人个人的主观理想和专业能力,而更依赖于他所身处的现实大环境对他们理想的"容忍"程度以及他们个人对这种"容忍"的理解、态度与把握。

也谈胡适的《容忍与自由》

本文从胡适著名的论断“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入手分析，结合具体史料，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并非胡适的一贯的明确主张；从自由主义理论原则上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是难以成立的，“容忍”未必是咱由”的根源，“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不构成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胡适强调这一命题，主要由于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胡适，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不使自己为“主义’所困，他总是更加关注现实的问题。面对现实的问题，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应对方式。具体指向则是要求《自由中国》社的朋友们以容忍的态度，避免与当局激烈冲突。故而，这句话只有策略上的较高重要性，而不能提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

奈保尔小说《自由国度》的空间解读

《自由国度》并不自由是这部作品真正的要旨所在,而"自由国度"在小说中则像征着任何由人构成的社会和人文空间,由于在这个空间中充满各种异质文化力量的交锋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侵染,给小说中不同的主人公造成了心灵的孤寂和封闭。

从文化移情的角度赏析电影《自由作家》

电影《自由作家》取材于20世纪末的美国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以一位女教师直面种族冲突走进学生心灵的心路历程为主线,诠释了跨文化交际的奥秘,尤其是文化移情的魅力。本文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移情角度,对电影中所体现的文化移情障碍(尤其是刻板印象和种族偏见)和文化移情(包括认知移情和交际移情)进行了分析。通过剖析主人公艾琳·格鲁威尔的文化移情能力,提出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消除文化移情障碍,实现文化移情,从而有效达成跨文化交际目的。

以自由看待权利 以权利看待法治——读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

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角透视自由,提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权利",包括两层主要涵义: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权利以自由为核心。书中着重分析了权利的法定性,明确划分法治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并将权利的概念纳入作为系统工程的法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该书锁定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准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性架构,具体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